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1－0075－06 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在《全球化、民族文化与文化公民身份》一文中认为：“全球化进程日益促成世界主义的文化。”但他同时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并没有终结。“真正世界主义的文化只可能借由民族文化的革新而产生，这些民族文化依然是比许多人似乎意识到的更强势的璀璨群星。”[1]一方面，民族主义与西方教育发展的关联问题始终是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另一方面，西方教育史学史也是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教育史研究者不仅要研究过去的教育，也要对自己的过去即对教育史学这一学科的过去给予足够的关注。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试图从与民族主义相关的研究综述入手，关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的兴起及其当代转型，以及民族主义对西方教育历史发展的深刻影响，进而反思近代以来西方教育史学的历史发展的若干问题。 一、民族主义释义的多元性 “民族主义”及其引申概念“民族”之类被证明是出了名的难于界定的概念。中西方学者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令人莫衷一是。民族主义释义的多元性早已为中外学者所公认。本文不准备给予民族主义概念以确切的定义，只是通过对中西方学者的相关主要研究做一些简要介绍，以作为进一步讨论的理论支点。 西方学者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认为，有一个控制了19世纪欧洲的思想和社会运动，这个运动就是民族主义。英国著名左派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在《民族与民族主义》(1989,1992)一书中将19世纪的历史诠释为“民族创建的世纪”。他认为：“最能掌握民族与民族运动及其在历史发展上所扮演角色的著作，当推自1968年至1988年这二十年间所发表的相关文献，这二十年的表现较之之前的任何四十年都来得辉煌。”[2](P3)他认为，“民族”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他和许多学者一样，不认为“民族”是天生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而认为民族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民族”的建立与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modern territorial state)息息相关。因此，若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民族国家”(nation－state)将会变得毫无意义。他和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都特别强调在民族建立的过程中人为因素的重要性，如激发民族情操的各类宣传与制度设计等。后者著有《民族和民族主义》(1983)一书。霍布斯鲍姆和盖尔纳的同名书在中西方学界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总之，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 英国牛津大学社会和政治理论教授戴维·米勒(David Miller)在《论民族性》一书中捍卫了民族性原则，主张民族认同是个人认同的合法源泉。他承认同胞之间的特殊义务是正当的，但是承认民族性的主张并不意味着压制个人认同的其他源泉。基于20世纪晚期民族认同正在消解的政治主张，他及时而富有挑战性地对民族性命运提供了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辩护。米勒指出：“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民族性诉求逐渐在政治中获得支配地位……国家信奉自由市场还是计划经济或者某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似乎不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将国家的边界划在何处，谁被包括在内，谁被排除在外，使用什么语言，认可什么宗教，提倡什么。”[3]他强调民族性的开放性，即民族认同可以为不同政治纲领服务，民族性观念是一群人有意识的创造。 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表述的观点为许多中西方学者所认同。他认为，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开始形成的“典型的正常国家形式”。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扫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打败异族竞争，确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顺利发展。以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为目标和内容的民族运动，不仅出现在最早由封建社会跨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欧，也在随后几个世纪先后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欧美地区及亚洲的日本等具有普遍性。列宁指出，在全世界，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认为，列宁的民族主义论曾主导了19世纪末以迄今日的相关论辩。 中国学者在民族主义研究方面也有丰富的著述。李宏图在《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中系统介绍了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西欧民族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研究了近代国家观念的出现、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民族主义、18世纪法国的世界主义思潮、法国大革命中的民族主义、19世纪初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他认为，中世纪西欧社会的主导观念是地方主义和普世主义，而这两种观念极大地压抑和阻碍着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的产生[4]。到16世纪、17世纪，在西欧摧毁瓦解了普世世界国家，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君主国家，但这种君主国家还不是民族国家，只是“王朝国家”。而王权在那时体现着历史的进步，代表着民族与分裂作斗争，从而促进着民族国家的形成。但启蒙思想家一致认为，专制之下无祖国，并更进一步探讨了近代民族国家的目的和基础。在批判王朝国家过程之中所产生的近代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表现在以人民主权取代王权，并使人民主权成为构建新型民族国家的中心和基石，用民族利益取代王朝利益。总的趋势是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