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思想传统中，关于艺术的言说常常与真理的探求抑或“道”的体认相伴而行。一方面，艺术需要形而上学，艺术家、艺术品、艺术活动如果要在人类文化领域获得更受尊崇的地位，就需要获得更高存在者或更高价值的支撑；另一方面，形而上学也需要艺术，真理抑或“道”往往需要艺术来承载、显现、验证与传播。于是，“艺术形而上学”这一命题，将真理或“道”与艺术联系在一起，既可意指求真之志所伴生抑或依赖的一种特殊感性经验，又为艺术创造赋予了超越感官快适与一般社会功能的更高价值目标，在哲学与艺术两大文化领域中均可轻易找到例证。就哲学领域而言，古典美学史基本可等同为艺术的形而上学史——“美”及其他高级感性经验范畴如“崇高”“悲剧”“中和”“气韵”等，常作为与真理或“道”相关的特殊观念形态引领艺术，构成形式创造的内涵或目标。就艺术领域而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形态的艺术创造，也时常与寻求或彰显更高存在者或更高价值的活动相关联——无论是古埃及造型艺术所尊奉的“玛阿特”原则，还是如安吉利科（Fra Angelico）那般在创作过程中寄予了虔敬之心的画家，抑或中国古代“原道”“载道”“明道”的诸种艺术，均与超越性价值探求或体认密切相关。 尽管艺术与形而上学处处携手，然而在古典形态的艺术形上学中，艺与道、艺术创作与真理探寻的关系总体而言是离散的，在价值序列上艺低于并附于道，艺术活动的更高价值则总是附丽于真或善——从古典美学史的角度看，艺术所生成的高级感性经验，或是神性的显现，或是道德的象征，或是连接自然与必然的桥梁，其自身并不被理解为一个超越性价值原则，这种艺术形而上学毋宁说是从艺术-形式经验出发走向形而上学，或艺术活动有一个外在于自身的超越性价值目标。然而，随着道与艺的离散关系在18世纪后逐渐改变，“艺术形上学”作为一种现代产物开始在欧洲浪漫主义传统中集中出现。席勒的《美育书简》提出了艺术的终极功能即人的解放，同时将通过艺术达到的游戏-审美状态视为解放了的人的最高状态；谢林赋予艺术以人类活动的中心地位；歌德、雨果、诺瓦利斯、卡莱尔等人为诗人冠上“牧师”“立法者”“先知”等神圣之名；华兹华斯、雪莱等人宣扬诗表现宇宙与人性之真理；戈蒂耶则直称神明终将毁灭，只有艺术才真正永恒①。浪漫主义者将艺术推至道德、宗教和科学所占据的尊崇地位，而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归为晚期浪漫主义者的尼采则赋予艺术以最高地位。在《悲剧的诞生》开篇，尼采高呼“艺术是人类的最高使命和天生的形而上学活动”②，构成现代艺术形上学出场的最清晰标志。与此前的浪漫主义者不同，在尼采处，艺术与宗教（道德）、科学的关系均异常紧张，狄奥尼索斯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主义）、基督均形成激烈对抗。尼采的艺术，作为生命的积极形态或肯定性的权力意志，不再附丽于真理，而是支配着真理；艺术也不再是神明的显现，相反，神明不过是艺术的造物。尼采的艺术形上学，不再是从鉴赏者之维产生的静观沉思，而是重在艺术创造活动的“艺术家的形而上学”③，所谓“最高使命”和“天生的形而上学活动”再清晰不过地表明，艺术活动被理解为人类自身的、生命本源的形上学。换言之，不再是艺以载道或艺以显道，而是“艺即道”。 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形而上学，现代艺术形上学标志着艺术的独立性原则被树立起来，艺术不再满足于依附认识、道德或宗教，相反，它意欲成为新认识、催生新道德、凝成新信仰，具有极强的解放性和革命性。正因为这点，在思想启蒙和文化改造的功能性期许之下，这种艺术的超越性价值话语，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美学、尤其是浪漫主义思想一并进入中国，不仅强烈冲击了“载道”观念，激活了对本土文化传统的新认识，还为艺术活动树立起本土价值基点，并直抵信仰构建这一本土思想文化现代性的最深层问题。“中国现代艺术形上学”是欧洲浪漫主义传统与本土心性文化传统碰撞的产物，以王国维对“曾点之乐”之新阐释为起点，以梁漱溟之“仁的形上学”、冯友兰“天地境界”为殊途攀援，以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为激越命题，以宗白华“生生的节奏”为成熟形态，横跨美学、艺术学、新儒学等多个思想和学术领域，体现了十分鲜明的本土现代性精神。 一、舞雩之境 与同辈但年纪稍长些的蔡元培、梁启超一样，王国维青少年时期因科举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属于“开眼看世界”的最后一代传统知识分子，同时，他们又在对来自东洋西洋的现代思想的吸收和阐释过程中成为本土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后世的研究者往往倾向于从外来或传统的某一端去检视他们的文化身份，然而这种检视极易忘却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共享的现实立足点。文化身份并不是他们形成自身思想时关心的首要问题，藏身于文化身份这一表层问题之下的实质，是个体意义和社会现实问题。尽管王国维并不像另外两位那样直接投身于晚清民初的政治运动，但也一样深切关注危亡年代的国族现实，当然，这种关注更多是从一个体质羸弱同时长于沉思的学术天才的个体视角出发的。在这种兼具个体意义和国族现实的双重关注之中，中国现代艺术形上学——一种关于艺术之超越性价值的本土现代性话语，才得以产生。也正是由于这种扎根于本土现实的个体立足点，中国艺术形上学思想的本土现代性特征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从而具有不应受到质疑的本土思想品格和本土文化身份：无论是西方还是传统，对其选择和使用都是基于本土现实需要的结果。 对于王国维而言，形而上学与艺术的价值问题是同时提出的，这点充分表现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王国维将孟子“人禽之辨”的关键点由道德替换为“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情感”④，二者构成王国维论证学术独立和艺术独立的人性论基点。在这两种独立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正是在尼采思想中水火不容的科学形上学和艺术形上学⑤。然而，二者在王国维的文章中却是联袂出场。开篇，王国维即如欧洲浪漫主义者一般，以极高分贝高呼：“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⑥也就是说，艺术与哲学一道，具有超越此身有限性的无上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