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史的艺术史　　

      “雅各布·布克哈特”与“文艺复兴”，中国读者对这两个专名想必都不陌生，在许多读者那里，还可以自然而然地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布克哈特就是那个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给出标准界定的学者，即文艺复兴说到底就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表述得更简洁一点，就是个人主义的觉醒。然而，一旦这样的“文艺复兴”知识变成了一种常识，被人们不加考察地使用，不做批判地进行历史回置，历史的盲视就开始了对浅薄的现代心灵的捕获。因而在今天，不论在历史的意义上，还是在学术的意义上，对于布克哈特馈赠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复兴“遗产”，仍有必要通过各个层面的去蔽，使其重获理解，并且这个理解再也不能是复原意义上的朝向过去，而应当是激活意义上的面向当下和未来。

      一、“文艺复兴”成为对象

      关于“Renaissance”这个术语的来历，我们获得的第一个、且迄今仍不断被世人重复的一个常识是：它源于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1855年，经多年停顿后，米什莱卷帙浩繁的《法兰西史》（Histoire de France）终于出版了第七卷，该卷的主角是16世纪的法国，为与此前的中世纪法国相区分，作者使用了一个标签为这个时代命名——“Renaissance”。在该卷的“导言”中，米什莱一上来就界定说：“和谐可亲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词，对崇尚美的人而言，它指的仅仅是新艺术的来临和想象力的自由运用；对学者而言，指的是古典研究的复兴；对法学家而言，指的是对混乱的陈规陋习的鼎故革新。可这就是全部吗？那些见多识广的心灵惟独忘记了两件事……它们比此前任何时代都更属于这个时代：世界的发现，人的发现。”①

      按“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的说法，19世纪中叶以前，在法国，“renaissance”（再生）这个词已经在不同作者那里零星出现，并被用来指涉以文学和艺术为主的某样事物的复兴。但只有到19世纪50年代之后，因为米什莱，以大写的“R”开头的“Renaissance”才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专用指称真正流行起来，所以“米什莱并非创造了一个词，而是创造了一个历史概念，它是西方人类史上的一个阶段，它也有待被理解与被定义。在他同代人或其他人准备去理解这个概念并赋予它应有的意义之前，米什莱就已经创造了它，他是真正的先驱者”②。

      果真如此吗？米什莱是第一个正式使用“Renaissance”且将它作为历史概念的人吗？这个常识其实是错误的。比如早在10年前的1845年，法国历史学家让-巴蒂斯塔·卡佩费格（Jean-Baptiste Capefigue，1801-1872）在其研究16世纪上半叶法国史的四卷本著作《弗朗索瓦一世与文艺复兴》（ ler et la Renaissance）③中就已经使用了“Renaissance”一词。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卡佩费格所讲的“renaissance”多数时候他仍是使用小写——既指作为一种文化运动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偶尔也使用首字母大写来指涉“文艺复兴时期”，就像他在拉开所论时代的历史序幕时描述的：“在艺术家的心目中和在学者的研究中，弗朗索瓦一世的治下和辉煌程度毫不逊色的文艺复兴时代（la Renaissance）是不可分离的。画家已经不止一次再现了下面的悲壮场景：那位法兰西国王握着临终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手；列奥十世在停柩室为乌尔比诺的拉斐尔合上双眼，亲友、大司祭、红衣主教都环绕在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周围。这是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对艺术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热情，并具有任何历史著述都无法给予的艺术修养。在这幅画面的旁侧，仅有一道暗影：路德改革，冷酷而教条……”④要知道，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1494-1547）是1515年登上王位的，宗教改革发生在1517年，达·芬奇和拉斐尔分别去世于1519和1520年，所以卡佩费格选择弗朗索瓦执政之初两个带有“落幕”性质的悲情场景作为开场，围绕王朝和周边地区尤其是意大利半岛的关系来叙述16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历史及其文化，其用意就是为了给弗朗索瓦一世时代命名，将其作为文艺复兴“高级阶段”在法国的延续，而前者对王朝的文化和艺术的深刻影响就是这个加冕式的合法依据。当然，卡佩费格也不是使用“renaissance”的第一人，那个时代法国的历史学家用这个词指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已经比较常见，米什莱的“贡献”是他的描述——“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显示了比同代人更为宏大的历史眼光。

      法语中“renaissance”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其实是对意大利语“rinascita”的对译，而后者正是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刚刚开始的时候，意大利人尤其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为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此前的中世纪相区隔而使用的一个概念，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处在一个正在告别中世纪的“新时代”，这个时代所涌现的文化（比如但丁的诗歌和乔托的绘画）标志着古代的“再生”。⑤例如，15世纪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和艺术赞助人马提奥·帕尔米耶里（Matteo Palmieri，1406-1475）在《论市民生活》（Della vita civile，成书于1429年，1528年出版）中说：“就这样，我们遥远的先祖（比如古罗马人）的光辉成就被遗忘，对现代人已变得遥不可及。在乔托缓缓地将其复活之前，画家的技艺魂归何处？因是之故，所有艺术——一切文明的坚实根基真正的鉴别力指导，离开人类已经800年有余。但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人们胆敢说他们看到了美好事物的曙光……现在，每个有思想的灵魂确实应当感谢上帝应许他生在这个充满希望和愿景的新时代，它令享受崇高馈赠的心灵——其阵列比此前千年的世界所见还要大得多为之欣喜。”⑥到了16世纪，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在《意大利艺苑名人传》（1550；1568）中进一步完善“古代-黑暗时代-古代再生”这一历史阶段论的论述，用他之前两百多年意大利艺术的发展，描述了古代“再生”的进程：“发现自然”“再现自然”和“胜过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