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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巨大危害性的明确认识和对文化话语与理论争辩的极度厌倦抵制情绪，西方理论界掀起了回归事物思潮，“事件”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陆派的理论代表人物齐泽克的《事件》和英美派的代表人物伊格尔顿的《文学的事件》是事件学领域最前沿的成果。虽然由于立足点不同，齐泽克和伊格尔顿两人对事件的性质功能的看法各不相同，但由于理论语境和思想倾向相同，他们的关注点和思想目标完全一致：都将注意力从语言话语、文化结构转向物质实在、客观现实，都致力于借助事件解构现成语言话语、文化结构。这足以说明，当前西方理论界，无论是大陆派还是英美派，都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过去的语言游戏泥潭，走向了探索和建构事物本身的新境界。
ois Zourabichvili)等的《德勒兹：事件的哲学》(Deleuze：A Philosophy of the Event，2012)、A.J.巴特莱特(A.J.Bartlett)等的《拉康、德勒兹、巴迪欧》(Lacan Deleuze Badiou，2014)，以及同期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提摩西·贝维斯(Timothy Bewes)的《后殖民羞耻事件》(The Event of Postcolonial Shame，2011)、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尼古拉斯·加斯基尔(Nicholas Gaskill)等的《怀特海德的诱惑》(The Lure of Whitehead，2014)、肯塔基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卡洛斯·德·拉·托雷(Carlos de la Torre)的《民粹主义的诺言和风险》(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Populism，2015)等将事件理论探讨热浪推向高潮。 事件理论研究热潮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骤然勃兴并非偶然。1989年柏林墙倒塌，由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引发的政治对峙刚刚告一段落，2001年“9·11”恐怖袭击接着发生，由阿拉伯传统价值观和西方现代价值观两种不同的文化意识形态引发的东西方文化对峙接踵而来。两件震撼世界的事件使人们明确意识到了如下不争的事实：意识形态和文化话语有巨大影响力和危害性。于是，人们对意识形态和文化话语萌生出一种无法遏制的厌恶感和抵制情绪。随之西方思想界兴起了一股强劲的厌倦意识形态和文化话语、抵制语言符号游戏、回归事物本身的浪潮。如美国理论批评家斯贝尔迈叶尔所言：“对我们之中那些不再沉迷于符号求索之魔力和神话的人而言，如果我们要超出‘后-’时代的状态，那有什么道路可选择呢？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范式的转变：我们可以离开‘文本’的乏味的意识形态，着手开辟另一个领域，即真实的世界，从中反复积累经验，以使我们成熟和强壮起来。此另一个领域就是日常的感知生活，它不是我们思想的‘结果’，而是思想的根基。”①英国理论批评家简·艾略特和德里克·阿特里奇也说：“最近的理论著作的内容从一种类型(语言、话语和文化)转向了另一种类型(物质、生物和现实政治)。”② 尽管由于人们对曾一次又一次给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灾难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话语怀有极度厌恶情绪，因而强烈要求完全摆脱它们的束缚，回到未被语言符号所污染的纯净事物状态，但经过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深透洗礼的当代学人们十分清楚，处于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铺天盖地的语言符号网络中的人类要回到未受意识形态和文化话语染化的原始事物状态几近于拔着自己的头发上天，根本不可能。人们普遍意识到要回归事物本身，除了竭力搜集、开采、发掘那些未被语言符号收编、整理、践踏过的编外事件外，没有其他的途径。为此，从上世纪末开始，理论批评家们纷纷将理论重心从以前对意识形态、文化、结构的关注转向对物质、自然、事件的关注。两位重量级理论家齐泽克和伊格尔顿是西方当代的这批激烈抵制语言游戏倾向、极力推进回归事物进程的前锋理论家们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分别于2012年和2014年推出了理论专著《事件》和《文学的事件》，将这股理论思潮推向顶峰。下面我们从齐泽克和伊格尔顿的上述两部专著入手对当前西方理论界关于事件性质功能的基本看法作些管窥式分析考察，借以对当前事件转向思潮的目标和价值作些具体说明。 二、物质实在和矛盾混乱现实 尽管齐泽克和伊格尔顿在《事件》和《文学的事件》中谈论的是同一个话题事件，但由于二人的立场观点不同，所以他们所理解的事件不尽一致。基于大陆派的后结构主义齐泽克把事件理解成是结构内部超出结构的冗余之物，从英美派的言语行为理论出发伊格尔顿则将事件理解成是前语言言语的原始的矛盾混乱现实。 齐泽克出生于斯洛文尼亚，是西方当代著名的哲学思想家。他从小喜爱哲学，对大陆哲学情有独钟。1975年在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大学完成了论述法国结构主义的硕士论文，1981年完成了论述德国理念论的博士论文。1981至1985年在巴黎八大师从拉康的女婿和徒弟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 AlainMiller)完成了第二篇博士论文，该论文从拉康的角度解读了黑格尔、马克思和克里普克的理论。他从德国黑格尔等人的理念论入门，逐步走进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想殿堂，最后驻足于拉康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圣坛。他用拉康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精辟分析了哲学、心理、政治、语言话语以及各种文化现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2012年被美国著名杂志《外交政策》列入全球百位顶尖思想家之列。 1989年出版的力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也是他的代表性理论成果。在此作中他以拉康的象征和实在之矛盾差异运动理论为基点广泛深刻论述了文化符号与自然物质之间或用拉康的话说象征化(symbolization)与实在(real)之间的矛盾开裂关系。他认为在一切文化领域中人类世界的两个根本方面如象征化和实在是矛盾互动的。在本体领域，如阿尔都塞所说一方面不仅“主体是意识形态误认的结果”，而且“这种误认是不可避免的”③，所以现实世界根本上是由人们的“误认”建构的，是幻想性的；另一方面如拉康所说：“我们绝不能排除将实在从象征化中分离出来的距离”，或者说无法排除抵制意识形态的多余的东西④。所以，人类世界根本上是由力图“象征式整合—消解”非意识形态物的意识形态和抵制后者的多余物共同组构成的。在政治领域，如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那样，现实社会是由主导性社会力量和非主导性社会力量矛盾斗争构成的，两种力量永远处于矛盾运动状态。⑤在心理领域，如弗洛伊德所说人身上存在着两种相反相成的力量即死亡驱动力和快乐驱动力，它们是二元矛盾的：“‘死亡驱动力’不是生物事实，而是一种观念，表明人类的精神装置从属于盲目的重复自动运动，超出了快乐—追求、自我—保存、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等反应。‘死亡驱动力’，这绝对否定的方面，不能被归结到那异化了的人类社会状态的表现形式中。它明确说明如下人类状态：对之没有解决方法、也无法逃避；我们要做的不是‘克服’、排除它，而是界说它，学习认识它令人恐惧的方面，然后根据我们的基本认识，尝试明确提出应对之策。”⑥在语言话语领域，如拉康所说，符号的两极能指与所指、象征化与实在永远处于二元互动状态。一方面，能指或象征化在不断地收编和征服所指或实在：“‘纯粹’能指赋予我们对现实本身的经验以统一性和一致性，当下的历史现实永远是符号化的历史现实。”⑦另一方面，所指或实在在不懈地抵制和穿越能指或象征化：“象征秩序努力想获得内在平衡稳定，但在其内核，在其中心，有某种奇怪的、创伤性的因素，某种被收集到系统中但却无法被象征化的因素——即事物本身。它不折不扣是象征秩序的对立面：代表着‘第二次死亡’的可能性，代表着建构所谓的现实的象征性编织品的彻底毁灭。”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