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的“民主”意涵 “民主”一词在中文里出现，比西文里出现“democracy”要来得更早些。 “民主”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尚书》中。《尚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言体史书，是关于上古时代的政事史料的汇编，主要记载上古帝王有关政事和治国的言论。《尚书·周书·多方》中，“民主”一词出现三次：“天惟时求民主”“……代夏作民主”“诞作民主”，其含义分别为“上天于是寻求可以做人民君主的人”“……代替夏桀做了君主”“让他继续做万民之君主”。①这里“民主”的含义是，“民之主宰者”，②可简称为“民之主”。民的最高主宰者当然是君王。《昭明文选》收录东汉班固的《典引》一文中提到“肇命民主，五德初始”。对此，蔡邕加注“民主，天子也”。③不过，“民之主宰者”也包括各级官吏。因此，《三国志·吴志·锺离牧传》中有“仆为民主，当以法率下”的说法。④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的“民主”话语中，并不是所有占据大位的人都具备担任“民之主宰者”的资格。例如，夏朝最后一位君主桀与商代最后一位君主纣就不够格，“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而要想成为“民之主宰者”，必须得天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据此，孟子断言：“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⑤换句话说，“民主”指的是施仁政、得民心的“民之主宰者”；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上顺天命、下应人心”的“革命”就名正言顺了。⑥“民之主”本身就蕴含着“革命”精神! 西文中，“Democracy”(音译“德谟克拉西”)这个词最早见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距今约2500年。作为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被誉为“历史学之父”，其著作被誉为“西方历史学的拓荒之作”。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demos意指“人民”，cracy意指“权威”或“统治”；合在一起，“民主”的含义是，“民为主”，也就是由人民自己执掌权力、治理国家。⑦不过，我们千万不要听闻“人民”二字就把它想象为所有自然人或所有成年人，当时希腊城邦的“人民”只包括男人，而且是男人中的极少数(不包括奴隶、外邦人等)。那时的“民主”只是一小撮人的“民为主”。在西方，“人民”涵盖所有人或所有成年人要等到20世纪以后。 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是在与其他政体进行对比的语境中讨论“民主”的。他以掌握城邦国家最高权力之人数的多少为标准，对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进行了划分，帝王一人独握大权的为“君主制”，少数贵族掌权的为“寡头制”，相当数量平民掌权的为“民主制”。在希罗多德看来，平等是民主的最重要特征，也是优良政府的基础。在民主制度下，正是因为“人民”在理论上都是平等的，所以才没有人能凌驾于“人民”之上。 这种依据一两个简单标准划分政体的思维方式为后世西方许多思想家承袭下来，我称之为“政体思维”。从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阿奎那，到马基雅弗利、博丹、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一直到现当代的詹宁斯、拉斯基、亨廷顿，都把政体分类作为政治研究的基础。⑧政体分析看似简单，但简单的分析框架遇到复杂的现实世界就可能不知所措了。中国到底属于哪种政体？在很长时间里，即使是惯于进行政体思维的西方人也说不清、道不明。
这种依据一两个简单标准划分政体的思维方式为后世西方许多思想家承袭下来 如何判断中国政体 1582年(明万历十年)，来自教宗国(今意大利的一部分)的传教士利玛窦到达澳门，后旅居广州、肇庆、韶州(今广东韶关)、南昌、南京，最后常住北京，直到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病逝，在华长达28年。他是第一个不仅有切身经历，而且直接掌握中国语文，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去世5年后，《利玛窦中国札记》在欧洲出版，轰动一时，很快出现涵盖多种语言的16个版本。该书的第六章专论“中国的政府机构”，其第一段就亮出政体分析框架：“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唯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利玛窦这句话说得没错，直到三百年后，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还说：“政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所未尚有也。”⑨ 不过，熟知中国政府运作方式的利玛窦很快对如何判断中国政体性质陷入了困惑：“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因为“虽然所有由大臣制定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不仅如此，利玛窦还特别注意到中国“与西方一大差别”：“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⑩其实，他所谓“哲学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士大夫”，而产生“士大夫”的科举制度不论门第，具有平等精神，与当时封建的欧洲迥然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把中国称之为民主政体，也未尝不可。(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