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代表如何赢得合法性：一种符号学研究方法

      本文试图从理论的和比较的视角探讨政治精英的符号性合法化(symbolic legitimation)问题。从古至今，统治者都十分注意自己的外表，对政府的行头、声望物品等使其地位显而易见的东西也极其看重。富丽堂皇的气象，以及权力的各种标志，主要是为了宣示精英们区别于平头百姓的独特地位并获取他们的敬意。

      当代民主政体中的政治代表在多大程度上依然如此？熊彼特对民主概念进行了限定(Schumpeter，1942)，仅仅将其定义为民众有机会对要统治他们的人表示接受或加以拒绝。即便采用他的概念，我们也得承认普选时代的到来引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新维度。政治精英的符号优越性是在相当特殊的条件下造就的，因为他们与选民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前所未有的。公民们赋予代表制定法律的权力，但在投票箱那里还有最终的决定权。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情形，表1中对此作了归纳。

      可以说，由于民主理念的兴起，政治精英的形象已经发生根本的改变，因为公民可以作为选民对政府实施控制。这就缩小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符号鸿沟(symbolic gap)。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正如前民主时代精英与非精英的关系不可归结为单一模式一样，①要用一种笼统的规律解释当今民主政体中政治代议制的符号逻辑，就等于无视重大的差异来源。即便在看上去近似的民主国家之间，它们的文化也大相径庭。同样，像我在其他文章论证的那样(Daloz，2007b，2010)，比较社会学研究证明，任何关于社会精英区分的宏大理论都是不可能的。进化论的解读通常倚赖备受争议的社会—政治二分法及还原性因果关系。与这种解读不同，本文旨在增进我们对在这方面至为关键的政治代表合法化过程的理解。

      

      卓尔不群与相近相亲之间的张力：理论考察

      我在别处(论文收入Chabal and Daloz，2006)详细分析过，围绕政治代议制的讨论虽然不少，近年来却罕见新的研究思路。既有研究往往是规范性推理加技术性分析。大量文献把代议制视为一个与公民合法表达政治意愿的机制相关的哲学问题。其他研究的观点更为激进，认为它不过是使精英得以操控社会的政治幻象。所以，代议制依然是一个引发诸多意识形态争端的话题。实际上，18世纪的经典辩论，例如那些孜孜于民族团结的一派与那些致力于精确反映社会中不同利益的一派之间的辩论，从来就没有停息过(例如，参见Urbinati，2006)。如今，这些辩论集中于诸如男女平权和文化上的少数群体获得充分代表权这些敏感问题。有人强调代议制的精确含义，认为社会中不同群体的代表权均应与其人口规模形成严格的比例关系。他们争辩说，一视同仁的政策必然使主导群体获益更多。对立的一方则反问：比例代表制究竟要走多远才能保证所有群体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例如，参见Williams，1998；Dovi，2007)？我们也许以为政治社会学能够消除——或至少缓解——这种不同意见。事实却并非如此。考察客观因素的众多关于代议制的研究甚至表现出一种规范性偏见，它们试图证明，事实上所有选举产生的机构中都存在太多的强势特权精英。理性选择理论的支持者则往往把代议制归结为简单的政治利益算计(例如，参见Andeweg，2003)。简言之，对政治代议制的经验研究经常陷入教条式的或工具主义的考察。

      而如果引入符号学维度，研究者则只会注意到一种内在的冲突：代表们既要表现他们的卓尔不群，又要显得与选民和公民相近相亲(例如，Rosanvallon，1998，p.56；Le Bart，2005，p.145)。在竞争激烈的选举背景下，政治行动者显示自己卓尔不群是非常重要的(Manin，1996，pp.179-184)。但与此同时，对于想要为之代言的人，候选人又必须与之保持足够亲近；自下而上地看，还必须显得是他们当中的一员(Nylund，2001)。毋庸置疑，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而且被假定为任何代议民主政体都具有的结构性常量。然而，我们还需要更加精准的概念。本文不但要讨论卓尔不群(eminence)与相近相亲(proximity)之间的矛盾，还要从合法化视角探讨这两个概念都具有的含混之处。

      相近相亲

      乍一看，“相近相亲”的含义非常清楚。它是指空间上的接近(与距离、偏远、疏离相对)。可是，再仔细看看，把它运用到政治学和符号学中，就会产生些许困惑，因为这个词对不同的人可能代表着不同的含义。从分析的角度看，我认为像表2那样区分“相近相亲”的不同维度很重要，即使这些不同的维度在具体情形下会有部分重叠。

      

      很多情况下，人们只把真正属于自己共同体的人视为合法代表。合法性，需要精英真正代表该共同体。在一些分化状况糟糕的社会，比如种族或宗教排斥性很强的地方，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竞争、横向架构的其他网络之间的竞争相比，纵向架构的政治网络之间的竞争更具根本性意义。政治代议制似乎深深植根于其所在的多元社会背景——这种代议制只不过是多元社会的结果而已。换言之，合法的代议制来自于政治认同与重要社团(不管是什么社团)之间的深度契合。当原生性的忠诚支配政治领域时，“相近相亲”就仅仅代表某一特定身份。公认的是，在许多国家，政治竞争的加剧迫使政治行动者不得不与另外的群体结盟，以便在政治交易的背景下增加议会席位，为本共同体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源。更不用说，随着大众社会的到来，群体杂居的情况日益增多，基于原生性认同的认知和战略越来越不合时宜。不过，即便在所谓发达民主国家，依然能看到有些候选人(通常是没多少资源的人)打这种牌。他们强调，他们与自己声称要代表的人群确实身份相同，所以完全明白选民们特有的问题，而不像被他们描绘成遥不可及的竞争对手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