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今世界，思想政治领域的较量与斗争日趋白热化。在西方各类政治排行所谓“客观”“中立”的表象背后，折射出的是日益激烈的国际话语权较量以及更深层次的政治斗争。当前，国际政治领域的“排行热”至少呈现出以下三大特征：一是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战略意图；二是多以西方政治模式为样本，借用选举、多党竞争、民主、自由、人权作为核心评判标准；三是西方世界掌握了评价标准的制定权和话语权。在西方社会，对民主的评估与排行往往都以所谓的学术研究和客观性为幌子，以高校、科研机构等所谓第三方组织为实施主体。实际上，其目的无非是利用“民主、自由、人权”等片面性指标对世界各国进行政治排名，借以塑造西方道德上的“高尚”和政治上的“优越”，进而贬低、影响甚至操纵他国政治。简言之，当前西方主导下的政治评估与民主排行，是继“大棒外交”“胡萝卜外交”以及利用全球媒体推销“普世价值”的“扩音器外交”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的又一轮所谓的“软实力较量”，其实质是世界各国围绕软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竞争。 受到战后西方行为主义革命的深刻影响，西方政治学界对于民主测量始终保持着极高的兴趣与关注度。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相继投身其中，乐此不疲。20世纪50年代以来，针对民主测量与评估的研究不断涌现，形形色色的测量方法、指标体系与排名层出不穷。时至今日，在有关民主测量的学术研究活动和其他国际舆论场合，这些指标体系依然活跃并已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霸权。然而，这些既有的指标体系在测量方法、测量维度和指标选取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严重的主观性、片面性以及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相比之下，在国际民主测量和评估领域，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处于严重的失语状态，几乎没有任何有影响力的测量指标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向了围绕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测量话语权的缺失不仅意味着丧失对本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国际阐释权，更是对自身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立足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实践，批判和反思西方民主测量的理论与实践困境，对于走出民主认识的误区，争夺民主测量的主动权和国际话语权，进而探索适合本国的政治发展道路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民主评价的概念辨析与理论演变 从概念层面上看，通过对民主概念及其评价标准的“改造”，近代以来的西方自由民主理论家从一开始就赋予民主测量以浓厚的“精英主义”和“西方中心论”色彩。在现代精英民主理论的创始人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看来，民主就是“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①正是从熊彼特开始，“人民当家作主”被异化为以举行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特征的选举民主。而在主张“民主就是承认被统治”的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那里，所谓“统治的人民”只是真实存在于选举之时，因为“民主过程正是集中体现在选举和选举行为之中”②。此外，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从过程取向的角度出发，将民主定义为符合以下五项标准的制度安排，即有效的参与、选票的平等、充分知情权、对议程的最终控制和成年人的公民权③。 在民主的评价标准与维度方面，达尔在研究多头政体过程中提出的“竞争—参与”模式在西方民主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他将公开争论和参与权确定为民主化的两大基本理论尺度，任何一种政体都可以被置于两者所构成的二维空间中的任何一点④。可以说，达尔确立的这一评价模式深刻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民主测量研究与实践，并最终成为该领域的基本范式。当然，对于达尔的民主测量范式，西方民主理论家中也不乏批评者。例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就指出，达尔判定民主的五项标准在涉及具体问题时有两个缺点：一是它们共同描述了最小量的民主制度，而不是一系列连续的变量；二是它们中的每一项都是在大的界限内起作用，如果超出界限，其中的某些标准就会相互冲突。尽管在竞争性选举这一基本点上具有共通性，但到目前为止，围绕民主的评价标准问题，西方学界却未能达成共识。因此，在围绕民主概念本身的认识业已高度碎片化的前提下，人们对于民主测量的认识就更难以取得完全一致了。对于民主测量而言，民主概念本身的争议性必然导致无法建立一个普遍接受的统一定义。这就好比人们如果不能就“X”是什么达成共识，那么也就更谈不上对“X”进行权威性的测量⑤。 严格意义上讲，西方关于民主测量的研究与实践始于二战结束以后。20世纪50～6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最早对政治发展及其测量问题展开研究。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的一些官方或非官方组织也开始在学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特定的标准或维度对世界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民主状况进行测量与评估。1958年，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在其《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一书中明确将选民参与选举的比例确定为测量一国民主的重要指标⑥。而在探讨民主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过程中，西蒙·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也依据选举结果，将欧洲以及母语为英语的28个国家划分为稳定民主、不稳定民主与独裁两类；依据历史学家的分析判断，将20个拉丁美洲国家划分为民主与不稳定独裁、独裁两类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西方学者都将大众参与程度视为衡量民主的核心指标。例如，早期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就认为，从政治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世界各国之间最大的政治分野，并非政府组织形式的民主与否，而是其各自运行的有效程度⑧。此外，菲利普·卡特莱特(Phillips Cutright)也主张从测量政治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待民主测量，即“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的程度，可依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复杂性和专业化程度来界定。”⑨在具体的指标体系方面，卡特莱特以1940～1960年间的77个主权国家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这些国家立法和行政机关的绩效进行赋值和加总，发展出一套用于衡量不同国家政治现代化程度的政治发展指数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