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1)09-0037-04 一、西方民主发展理论研究的缘起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出现了富有特点的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西方政治理论家的关注和思考，于是一些西方政治学家(以美国的政治理论家为主)开始把目光转向第三世界国家，试图寻求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从而开启了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后来这一研究一直流行于政治学界，并对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普遍认为，政治发展最核心和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政治民主化，亦即民主的发展。因此，西方学者对民主发展问题的研究是伴随着政治发展理论的兴起而展开的，并且从属于政治发展的研究领域。那么，到底什么是民主发展？亨廷顿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即：政治权威的理性化，政治功能的分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1](p152)至于衡量民主发展的标准，科恩的三维评判体系最有说服力，即以民主的广度、深度和范围作为标准。民主的广度属于民主的数量问题，它通过衡量社会成员中参与决策的比例来确定，参与的比例越高，民主的发展程度也越高；民主的深度属于民主的质量问题，它依据参与者的参与是否充分、有效，亦即参与的质量来确定，参与越是充分和有效，民主的发展程度也越高；民主的范围则是依据在何种问题上人民的意见起决定作用，以及对人们意见的权限有哪些限制来确定，范围愈广(只要是共同有关的问题)，民主的发展程度也愈高。[2](p12-19) 二、西方主流的民主发展动力理论 民主发展动力是指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主化进程的主体力量以及主要因素。由于民主发展的研究是与政治发展研究相伴随的，因此，西方政治理论家对民主发展动力的讨论也往往与政治发展动力的研究交织在一起，有时很难进行绝对的区分。总体看来，西方学者在民主发展动力的问题上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 (一)政治领导动力论。 西方政治理论家一直都非常重视政治精英人物的作用，维尔夫雷托·巴雷托的“精英流动说”、盖塔诺·墨斯卡的“政治公式说”和罗伯特·米歇尔斯的“寡头铁律说”就是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初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精英理论，这些理论对于后来的民主发展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布莱克在考察民主化的推动力量时，强调的是政治领导的作用。在布莱克看来，政治领导是指“在一个社会进行决策时，承担或积极寻求承担一份力量的那些人”，“政治领导可以在国际、国家或地方各个层次上行使，它所涉及的可以是利益集团的代表、政府形式功能的发挥或非政府领域政策的决定”。[3](p67)可见，布莱克所说的政治领导不是我们通常所了解的国家领导人或政党领导人，而有着更广泛的含义，它既包括国家、地方等多个不同层级的政治领导，也包括政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决策者。尽管历史的选择往往是由许多人共同承担的，但最终选择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最高决策者的风度与个性，因此，民主化的核心问题是实现政治权力从传统领导手中向现代化领导手中的转移。[3](p94)亨廷顿同样极大地肯定政治领导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他甚至断言，民主在世界上传播的程度取决于世界上和个别国家掌权的人需要传播民主的程度。在正在兴起的经济发展的浪潮推动下，当有智慧、有决心的领导人去推动民主发展的时候，民主就能从应然变为实然。[4](p380)著名的精英民主理论家熊彼特更是直接宣称：“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5](p292)在他看来，普通公民只对自己当地的事务比较关心，因而只有在范围不大、人们接触较多的社会里，普通公民爱乡土的观念才会成为使民主政治起作用的重要因素。但一旦离开了他们关心的家庭和工作场所，进入全国性和国际性事务领域，他们就会把这些重要的政治问题和他们的业余爱好及不负责任的闲谈主题放在同等地位，而在缺乏直接责任心的情况下，即使没有试图影响他们的政治集团，他们在政治问题上也往往会听任超理性或不合理的偏见和冲动的摆布。[5](p270-273) (二)政党动力论。 亨廷顿认为，政治权威理性化、政治功能分化和政治参与扩大化是政治民主化的三个重要方面，但政治稳定对民主的良性发展又具有重要的价值。现代化唤醒了某些社会集团和经济集团政治参与的要求，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制度吸纳他们的政治参与，使他们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就有可能成为对抗或推翻现存政治体制的力量，从而造成政治动乱。而“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及政党体系”。[4](p367)因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能够做到两点：一是通过体制本身扩大政治参与，二是缓解和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与政治。因而，“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6](P388)相反，在现代性的冲击中，“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在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6](P373)萨托利也认为，政党是推动政治变迁和维护政治稳定的主要力量。因为政党是利益表达和政治动员的重要机构，杜绝一切政党将使一个社会失去控制，而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不能放任自流或期望其处于休眠状态。[7](p65)迪韦尔热在《政党》中也充分肯定政党在政治现代化中的重要推动作用，他认为政党与民主政治是不可分割的，政党有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一个没有政党的政体必然是保守的政体”。[6](p372) (三)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动力论。 巴林顿·摩尔认为只有通过政治革命，才能打破旧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推进民主发展的进程。他在《民主与社会专制的起源》中归纳了从前工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三条道路：第一条是以英、美、法为代表的“民主道路”；第二条是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第三条是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这三条道路对应着三种不同的政治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上层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正是“革命”推动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8](p368)布莱克认为政治领袖是推动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但只有当现代化的政治领袖掌握了权力以后这种力量才能成为现实，而政治领袖获取权力的途径就是革命。布莱克把革命分为两类：暴力的或非暴力的。英国、法国、美国、中国、越南等国家的革命是暴力革命，1868年日本推翻德川幕府的明治维新属于非暴力革命。政治领袖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方式比较普遍，而非暴力革命的方式则较为罕见，但也有非常成功的例子，比如日本在进行政治现代化建设初期所从事的政治改革，就被公认为是和平变革的模式。[3](p101-102)亨廷顿在分析了世界各国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历程之后提出，革命是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发展的推动力量。他认为，革命是对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的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变革，因此革命最重要的结果就在政治领域，或者直接与政治领域有关。“在政治参与扩大这个意义上，所有的革命都涉及现代化；在创立新形式的政治秩序这个意义上，某些革命还涉及到政治发展”。[6](p282)革命是创立新的政治组织和程序并使其制度化、加强政治领域以适应社会及经济势力的一种途径。此外，亨廷顿也肯定改革对民主发展的重要作用，他用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变革的速度、范围和方向作为标准对革命和改革进行了区分：革命涉及到价值观念、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施政方针以及社会政治领导等方面迅速、完全和剧烈的变化；改革则是在上述方面发生的范围有限而又速度和缓的变化，但并非所有温和的变革都能称为改革，只有在这种变化导致了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进一步平等，人民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参与更为广泛等情况下才能称为改革。[6](p316)总之，改革与革命一样，都以改变现存政治体系的权力结构、推动政治的正向变迁为目标，都是推动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