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的著作及其诸多观点对于中国读者特别是政治学者来 说并不陌生，但不知何故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曾与爱德华·塔夫特合著的《规模与民 主》(注：罗伯特·达尔、爱德华·塔夫特：《规模与民主》，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 版社，1973年。)一书及其重要观点却鲜见有人提起。其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 会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文明发展道路而言，达尔等人关于规模与民主问题的研究成 果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本文就达尔等人对规模与民主命题的关注以及西方政治思想上关 于规模与民主的争论观点作一梳理分析。(注：本文主要涉及《规模与民主》一书的导 言和第一章内容。) 一、规模与民主：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达尔等人首先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世界各国国家规模状况描述入手引出规模与民主课 题研究的意义。1971年人口最少的国家是圣马力诺。另外一个“小国”挪威的人口是圣 马力诺的200倍，瑞典是圣马力诺的400倍还多，而荷兰则是650倍。然而，对于一个伯 利克里时期的雅典民主主义者来说，荷兰——一个“小”国家——就似乎是一个只适合 于专制帝王的和盲从的市民的巨大帝国了。在人口规模的其他维度方面的不同是否具有 重要的意义呢?特别是，“民主”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和国家规模有关呢?为了推进公民对 政治体制的合理控制，政治体系应该是多大范围呢?不同规模的政治体系具有什么比较 优势和劣势呢? 思考这些问题的人很快会发现它们表面上的简单掩盖了问题的复杂性。要寻找这些问 题的答案就首先要面对这些问题。城市化和人口爆炸在政府的所有层面增加了对不受控 制的增长的恐惧。在美国人们尤其关心的问题是，允许城市——以及城市区和特大城市 ——继续无限制增长是否是明智的。如果象人口统计学家所说的那样，现在存在着一个 从弗吉尼亚到缅因州的连续城市区，我们是否应该把它变成一个巨大的自治都市呢?为 什么——或为什么不呢?民族国家也有不同的规模。不只一个新国家试图探寻它们是否 太小或是否太大而难以生存呢?较小的欧洲民主国家是否可能太小了?它们是否因此应该 联合成为一个更大的体系——例如欧洲联盟呢?另一方面，拥有两亿多人口的美国是否 已经太大?它是否会遭受巨型化或过分复杂化的趋势呢?无论如何，它是否太大以至于它 的经历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历无关呢? 当人们对于人口增长造成的小国家变大、大国家变得巨大进行无情攻击的时候，还经 常听到人们对于政府应该贴近人民生活以及草根民主的要求。据说，小国比大国更有利 于推进民主；因此大的单位必须被分成小的单位，在那儿草根民主才有可能——地区、 州、城市、城镇、邻里。同时，小的单位(国家)则抱怨缺少处理问题的能力而要求结成 更大的单位如都市区、欧洲国家联盟以及世界同盟。人们还表达了对于社团规模以及政 府对它们的控制能力的关心，尤其是国际社团。 这样，规模就进入了这样一个问题：拥有高度自治和主权的民主能否真正以及怎样在 一个高度互相依存的世界中生存呢?地方政府除了作为国家政府的代理人之外还能够生 存吗?就此而言，国家，特别是小的国家，还能够保持它们的大部分主权吗?但是如果每 一个小的单位都按照逐渐递增的顺序让渡它的自治权给下一个更大的单位，那么民众还 能够对政府进行控制吗?在这一限度上，如果一个更小的单位仅仅是世界政府的代理人 ，而政治参与仅仅是和其他几十亿公民一起在选举中进行投票，那么“民主”一词还有 什么意义呢?相反，如果对于至少某些决策来说，分散和自治是必需的，那么问题是： 分散后的政治单位将达到什么规模呢?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规模问题随着世界范围的人口增长变得更为紧迫，因为人口的 增长——常常伴随着其他社会经济变化——将城镇变成了郊区、郊区变成了城市、城市 变成了都市区，而且，在美国，州变得等同于一个巨大的国家。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 人口已经可以和加拿大相比，而加拿大的人口比世界上80%国家的人口都要多。纽约城 、伦敦、东京的人口比世界上一半国家的人口都要多。城市的迅速增长逐渐增强了人们 对于产生了大量缺乏紧密联系和社区感的相对孤独、离异的个人的城市生活的恐惧，除 非是高度情感化的群众运动唤起了一种“我们的感觉”(we-feeling)。无论关于群众社 会的这些观点是否有效，它们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了研究社区以及研究对于表达社区成 员的认同感来说合适的政治单位上。这就是罗伯特·达尔等人在《规模与民主》导言中 提出的几个基本问题。 二、民主只能与小规模相吻合：西方古典政治思想的主流观点 在展开自己的研究之前，罗伯特·达尔等人首先在其《规模与民主》第一章中对西方 政治思想史上的政治学家(确切些说主要是政治哲学家)关于规模与民主的观点作了初步 梳理，为我们清晰地反映了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脉络和基本观点。(注：以下标 题为编译者本人所加。) 达尔认为，直到近代——大约是在18世纪末——政治哲学家们对于民主或共和国只能 建立在小的国家还几乎没有异议：民主只能建立在以现在的标准看非常微小的城市共和 国中。这一观点更多的是受地理条件的影响而不是受抽象思想的影响。希腊人生活在一 个多山的地区，在那儿，城市人口的扩张很快就超过了地方所能容纳的用来建筑和耕种 的土地，再考虑到六世纪时的技术水平，小的、自治的、有确定边界的城市共和国就是 他们的必然选择了。因此，当后来的哲学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盛赞希腊城邦的时候 ，实际上他们是将必需的东西当作了美德。2000年之后，卢梭重复了同样主题中的一部 分；而且，卢梭也来自一个多山的民主国家，它的地理条件将当地居民限制在一个孤立 的农业村落和城镇中。多山的意大利同样模仿了这种城市共和国的体制；尽管罗马的经 验证明政治和军事的技术能够超越地理条件的限制，但是一旦他们严厉的控制松懈下来 ，意大利地区会又一次纷纷建立起小的国家。因此，地理条件对于欧洲政治思想的影响 ，比哲学家们愿意承认的更为复杂和多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