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时代的中国政治学研究议程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特聘教授(北京 100872),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政治学具有时代性,中美贸易战以及全球新冠疫情标志着世界秩序正在发生巨变,美式社会科学需要一场知识革命。政治学的研究议程需要重新定位,比较政治研究应该从传统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转型为比较国家治理研究,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已经不能为政治学贡献新知,当然以国家治理为中心的比较研究将加大比较政治研究的难度。同时,传统的国际关系学应该转型升级为世界政治学,即研究通过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而塑造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无论是比较国家治理研究还是世界政治研究,都离不开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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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0)09-0005-10

       政治学是时代的产物,因此政治学说史上才有各种说法的“新政治学”或“新政治科学”。遗憾的是,在政治学学科而非政治思想意义上,百年来中国政治学一直缺乏自己的重大议程设置,民国时期的政治学师从欧洲旧制度主义,新中国前30年传播的是苏联政治学,改革开放之后美国理性选择主义政治学大行其道。政治学的中国叙事时代应该到来了,这不仅是因为世界秩序正在深刻变革之中,历经百年发展的中国政治学有了学科自觉,而且世界级大国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政治实践经验需要概念化表述。事实上,基于政治学知识贡献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政治表述,就是政治学议程设置的一次重大突破。正在发生的世界秩序的深刻变革将进一步彰显这一新议程的世界性意义,而且还将对国际问题研究提出新议程的要求。我们知道,于2018年由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战(科技战)”无疑是世界政治变革中的标志性事件,意味着美国主宰的“自由世界秩序”在自我解构之中;更有甚者,爆发于2020年初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让很多人都将其视作是世界秩序的分水岭,基辛格甚至认为疫情将永久性地改变世界秩序。①如果说中美“贸易战(科技战)”是检验社会科学的试验场,呼唤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议程,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则至少为政治学研究设置了确定性新议程。本文首先总体性反思社会科学的一般状况,然后集中讨论政治学研究的议程设置问题,前者是后者的背景性知识。

       一、社会科学的一般状况:需要一场范式革命

       正如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所述,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形成,论述资本主义合理化的社会科学学科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也一一出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等五国提供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会科学知识产品,而且研究对象也基本上是这些国家。②二战后流行的国际社会科学,更是美国人主导的。那么,“美式社会科学”具有什么内在属性呢?美国人自己指出,战后美国社会科学乃“冷战学”。③有些人却不认同,认为它们是“科学”。即使是“科学”,也是一种忽略掉历史过程的终端性叙事,将终端模式理论化。如果走进美国人的历史过程,各种真相让人愕然,比如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起源于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事实性种族清洗,不胜枚举。美国企图肢解华为公司的国家行为,也是历史进程中的故事,是明天的“历史”。身处进程之中的我们,自然不能错过这个反思、重建社会科学的千载难逢的机遇。社会科学是一个“大词”,既有社会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也有国家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但前者的宰制性地位显而易见,而且美国社会科学的本体论就是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假设,贯穿于各学科之中。

       (1)自由民主之政治学。政治学乃是关于共同体善业的学问,但在美国却被简化为作为研究范式的“自由主义民主”,即只要实现了法治下的个人权利(主要是财产权)和个人投票的民主,政治生活就万事大吉了。其理论基础是,古典的人民主权概念被置换为选举式民主,所谓选举等于民主,民主等于选举。在改造民主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合法性概念,将原来的“合法律性”改造为“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即以选举置换了合法律性。从此,“选举式民主”和基于选举式民主的合法性概念,就变成了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好坏的标准。④很多国家因此发生了“民主化转型”,结果又纷纷地因无效治理而出现“民主回潮”,又被美国人冠于“选举式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⑤即便如此,自由民主的优越性对于西方人而言深入骨髓,比如把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当做是制度的结果,认为拥有自由民主制度的西方将不会受到感染。制度偏见和“制度迷信”到如此程度,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基于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学而衍生的国际关系理论,去国家化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是对当时流行的以国家为分析单元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致命性打击,取而代之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福山一鸣惊人的“历史终结论”所奠定的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将个人主义本体论基础的国际制度视为“自由世界秩序”的普世价值。相应地,呼应“历史终结论”的“软实力”“民主和平论”一度成为炙手可热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全球治理理论诞生了,罗西瑙(James N.Rosenau)等认为可以实现“无政府的治理”,主张的是公民组织的替代性作用。⑥伴随着英国脱欧公投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的所作所为,这些以自由主义民主为理论基础的各种概念,让人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自由制度主义,主张美国以“软实力”而吸纳其他国家,却也被特朗普政府的各种“退群”、践踏国际规则所证伪,美国政府对其“软实力”不再抱有信心。但观念的固执性决定了,流行观念并不会随着时代巨变而立刻烟消云散。

       (2)自由市场之新古典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掀起了新自由主义浪潮,核心是私有化和自由化。这股政治思潮在经济学上体现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形成市场化意识形态,政府保护了有效产权即私有产权,国家就能兴旺发达,认为“西方兴起”的奥秘就在于这三要素——国家理论、产权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国家建设是如此多面向的、情境性的宏业,几个要素怎么可能回答国家的兴衰。这种所谓基于经济史而事实上非历史性的学说,其实正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不能发展的根源。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制度大多是世袭制的土地私有制,这种制度到底是有助于发展还是阻碍了发展?土地私有化前后的绩效到底如何?看看墨西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故事就知道了,想想印尼“雅万高铁”项目的流产就应该明白究竟。只要放眼世界政治,就知道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当然,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历史并不重要,经济学变成了信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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