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诸多重大课题的探究，归究起来实际上都是对人的认识问题。如怎样看待人的本性；如何估计人类对社会政治事务的认知程度和理智水平。前者是有名的性善性恶之争，后者便是对人类理性能力的认识。政治哲学对人类理性有过反复研究，对待政治理性的不同态度，推演出截然不同的政治观，也酿造了迥异的政治悲喜剧。 一、政治领域中的理性与神话 理性是一个被反复研究的哲学概念，“由于人类具有以推理和行为实现有目的的结果的能力，理性因而被归于人类”，〔1〕那么可以推论，政治理性就是人类在政治生活中以推理和行为实现一定目的的能力。政治理性意味着人们在处理政治、社会事务时，有能力运用逻辑推理来认识事物和指导自己的行为，人类可以依靠自己的理智来认识政治共同体，并通过理性指导下的行动来影响政治生活的运行与发展，即人类有能力影响和掌握政治、社会生活。神话“是一组观念，一组表象，一组理论信仰与判断……这些信仰与我们的感觉经验公然对立，并且不存在任何与神话相一致的物理对象……”。〔2〕很明显， 神话不属于感觉经验世界和客观实在，它超越人类理性能力，人们无法诉诸理性来认识与理解神话。因此，政治神话也就成为与政治理性截然对立的概念，一般来说，政治神话“指被他人所赞同的某种荒诞不经的政治信念”，〔3〕政治神话意味着人们丧失运用正常理性来判断政治生活的能力， 是对政治理性的根本否定，而政治神话赖以生存的力量也就来自人们放弃理智思考，对其绝对的依赖。历史上，政治神话数次介入政治生活，曾唤起千百万民众狂热的政治热情，也造成了空前的政治灾难，其中比较典型的有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及法西斯极权国家的政治神话。 西方政治学说史中，政治理性主义是政治哲学发展的主线，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绝大多数思想家都坚信人类可以依靠理智力量，来理解和支配政治生活。但是，超越政治理性和经验的政治神话“……一直没有被真正征服和战胜。它一直潜藏在黑暗中伺机以待”，〔4〕政治神话的幽灵始终与政治理性如影相随，一遇非常时期，当政治理性似乎不能帮助人们度过难关时，政治神话的力量便显露出来，出现在近现代东西方政治实践中的政治神话，其影响力与破坏力都是十分巨大。在考察人们放弃对政治理性的信赖，而拜倒在政治神话的脚下的过程时，我们可以发现，有两条道路诱导人们从政治理性走向政治神话，即绝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二、绝对理性主义和政治神话 绝对理性主义充分信任人类的智力水平，确信理性能够帮助人类达到全部知识与终极真理。从柏拉图“最高的善”，圣·奥古斯丁的“神启理性”，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中，都可以发现绝对理性主义的发展线索。绝对理性主义者将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识设想为一个实际存在的整体，依靠心智与理性能力，人们终将达到和掌握全部知识。柏拉图认为可以通过一条“漫长的道路”，即从算术到几何学，从几何学到天文学，再到声学和辩证法，以此来达到“善的理念”，并理解它的本质。〔5〕奥古斯丁同样承认这种“理念”的存在，不过对它的认识不是通过柏拉图所述的曲折道路，而是直接来自神的启示。绝对理性主义以为通过逻辑思维领域的活动，人类可以掌握最高真理和全部知识，宇宙间的确存在统治一切的终极真理，人们认识和把握住终极真理也就发现了社会发展的永恒目标。绝对理性主义者对理智力量的高度依赖，使其确信人类可以运用理性来辨明社会发展目标的准确方位，并以此目标来规划人类社会实践的每一步骤。柏拉图用几何对称规则定义“正义”的概念，然后将完全符合“正义”原则的政治共同体称为“理想国”，这种理想模型也就是国家发展的确定方向。无独有偶，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 体现人类最高理性的社会政治理想一旦确立，社会发展道路的每一阶段都由理想目标设定，目标具有高于阶段的价值，出现差错只能是某一阶段，绝不能追究整个目标。实现理想的目的高于一切，此目的的“善”可以来证明一切来达到目的手段。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曾毫不掩饰地提出：“……自由的英雄手中挥舞的刀剑与暴政的帮凶所武装起来的刀剑毫无二致……革命政府是自由反对暴政的专制主义”。〔6〕当结果是每个人都平等地成为拿破仑皇帝毫无自由的臣民时，目的便不再能掩盖手段的罪恶，对于个人来说，在社会理想的感召或胁迫下，个人理性必须完全服从社会理想的要求，个人自愿或被迫放弃独立思辨和搁置个人理性。将思考的权利拱手交出后，放弃了个人理性的人们都栖息在社会理性之下，不仅得到内心的安宁，还有社会崇高理想的光辉来涤荡世间的污秽阴暗和日常生产的乏味沉闷。人们同在社会理想的旗帜下，为共同的目标奋斗，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就纯属多余，个人利益变得可鄙，任何个人与组织必须毫无差别、毫无私利地以整齐划一的方式出现。在崇高理想的掩护下，国家获得了控制社会、塑造社会的绝对权力，而这正是极权国家的基本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的“至善”属于理念世界，奥古斯丁也将最高理念归于上帝与天上之国，他们都认为最高真理不属于现实世界。而黑格尔却打破了理念世界同经验世界的二元僵局，他关于“绝对精神”的论述，将最高理念从彼岸世界拉回到尘世中。黑格尔首次提出，理性不是一种纯粹抽象的东西，它就生活在世界历史中，在现实国家之中就可以发现最高和最完善的实在，他“不是象柏拉图那样到九重天上寻找‘理念’，他是在人的社会生活及政治斗争的现实中寻找理念”。〔7〕黑格尔用绝对精神发展的普遍领域定义国家，使现实中的政治国家成为最高理念的载体，或本身就是“存在于地上的神圣的理念”，这种对理性浪漫化的处理，使国家成为一种伦理观念的体现，国家也就挣脱了道德的约束；因为国家就是神圣理念，国家意志代表着所有人的最高利益，那么个体与个人理性根本没有理由对国家意志提出质疑，这样，国家又挣脱了民众的约束。由于国家权力自身运动的规律，体现“最高理性”的政治国家，便具有讽刺意味地开始了非理性的狂奔。虽然黑格尔对国家权力的理想化描述，与法西斯的极权国家在逻辑上尚有距离，但它与法西斯与帝国主义理论的联系是紧密和明显的。墨索里尼就是充分利用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抛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理论：“一切为了国家；国家不容反对；国家无所不包”。〔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