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古典政治学的始创者。他能担当如此名声，与他对诸多政治学课题的分类、定义、阐释以及归纳有关，其中各个环节都带有实证、清晰、准确的特点；而且，它们最终统一为一个系统，与相关学科也有明显可辨的过渡与区分。考虑到作者在众多学科上类似的独创性贡献，加之流传至今的著作多是依据带有严重残缺的教学大纲、课堂笔记等资料编纂而成，那么他在理论思维力上曾经达到何种高度，真是令人惊异了。 正义理论就是这样的重要课题之一。与柏拉图从劳动者、护卫者、统治者三个阶级入手，结合对希腊文化中四主德的讨论，形成正义理论的思路不同，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阶级有更加抽象、更加准确的划分；对于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希求的对象、对于分配的原则和具体方式等等，都有细致的观察与记录，令今人阅读时有鲜明的现场感；而且，他对政治生活中日渐流失的因素有着敏感却不弃不舍的关怀，在经验主义的方法论之上，保持了形而上的睿智。 有西方学者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的正义理论分为四种，即其一，分配的正义，涉及荣誉（官职）、闲暇、责任的分配，适用比值平等的原则；其二，补偿的正义，涉及民法中原告向被告就损失索求赔偿，适用数量平等的原则；其三，交往的正义，涉及以货币为度量的以物易物；其四，公平，对法律制定中有所缺失的地方进行补救。① 凯伊特（D.Keyt）认为：虽然城邦的维系离不开补偿的正义，但是政体问题主要适用分配的正义；分配正义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有初步的数学表述，在《政治学》里则得到充分地应用和发挥。② 本文主要围绕分配正义和相关的平等学说展开，并尝试概括其历史影响。 一、城邦要素与公职的分配 首先应该申明，正义问题主要事关公民这个群体，而不涉及城邦中的其他居留人员。当代西方学者在讨论亚里士多德的政体问题时，往往提到城邦（polis）、 公民（polites）和政体（politeia）几个词在词形与发音上的亲缘关系，③ 说明这些词的使用均有其严格限定的范围。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公民是有权利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而政体则是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④ 亚里士多德讲，城邦的正义关系到两个因素，一是事物与应该接受事物的人；二是相等的人配给到相等的事物。⑤ 我们先看第一个因素。在这里，事物指政治权利和公职，公职的分配方式与政体性质相关，而政治权利与公民个体相关。接受事物的人指城邦要素。城邦要素划分为三种，即财富、才德、自由身份。财富是少数，才德也是少数，自由身份往往指多数，因为，虽然财富与才德也有自由身份，但令他们彰显于世的是其他两个要素，而多数平民可以凭恃的只有自由。⑥ 亚里士多德划分政体的首要标准是宗旨，他提出，按照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正当或正宗的政体以城邦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为依归；若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就是正宗政体的偏离。⑦ 这一规定需要精心地解读。这里，全体人民不能被多数人替代，因为在现实的城邦生活中，多数指的是平民阶级，如果城邦只照顾他们的利益，仍然是偏私。全体人们应该包括多数和少数。 同理，划分政体的第二个标准，即人数多少，也不应该仅仅由字面解读，还要结合城邦要素考察。其中多数可能是平民，也可能是综合了财富与自由身份优势的大多数人；少数可能是寡头，也可能是富于才能的穷人。两个标准相比，宗旨优先于人数，即政体的性质以执政者的社会身份判断。⑧ 所有这些，都与具体城邦中的现实力量对比有关。 判定政体是否公正，可以从统治者的目的来看。如果他们只照顾自己的利益，基本不顾及被统治者的利益，就是专制；如果他们照顾到被统治者的利益，同时自己附带地获得共同利益，就是自由人的治理。他相信，自由人政体比任何专制统治为较多善德，也是更加优良的政体。⑨ 判定政体是否公正，还可以根据执政的方式。在一个变态政体中，主掌统治权的一人、少数或多数，或是排斥全体公民，或是排斥对立阶级，这就谈不上正义。在一个正当的政体里，如在贵族制之下，执掌统治权的少数会让出一些官职给平民；在共和制之下，主政的多数会同样对待资产者和富户。这样才多少接近正义。试举例，亚里士多德指出，希腊城邦重视以下几类案件的处理，即事关审查执政人员政绩、违反城邦公共利益、违反宪法、民事与刑事的争执、私人间契约纠纷的，共有五类，因为如果裁断失当，往往会引起社会内讧和政治骚乱，所以亚里士多德称它们都是有关政治性质的案件。法庭陪审人员的选择方式恰恰反映出不同政体的差异。在平民政体下，是从全体公民中选拔出席法庭的人员，审断一切案件；在寡头政体下，是从部分公民中选拔人员，审断一切案件；在贵族制与共和制下，则混合上述两种体制的方案，使某些法庭的成员从全体公民中选拔，另外一些法庭的成员从部分公民中选拔，再另外一些法庭的成员既从全体也从部分公民中选拔，各法庭审断各自负责的案件。⑩ 在分析正宗政体蜕变的原因时，亚里士多德指出：主要原因是由于它们偏离了建国的正义；为了免于灭亡，只有对组成城邦的各个要素作适当的调和。在共和政体里，应该调和好平民群众与寡头贵要；在贵族政体里，除了调和多数与少数，还应加上才德。(11) 这里的调和，不仅包括端正执政目的，也包括修正执政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