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1)05-0576-05 修回日期：2011-09-10 综观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冷战前，各政党的意识形态是多极化的，政党间意识形态针锋相对，互相排斥。冷战结束后，世界各政党的意识形态顺应社会各方面的变化逐渐呈现出中间化、生活化、弱化的趋势。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趋势做了论述，取得了一些成果，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政党意识形态变革趋势提供了帮助，但作为世界政党灵魂和旗帜象征的意识形态的变革趋势不是一个“中间化”所能概括得了的。分析世界政党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或正在萌发的趋势，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各国政党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做出的努力，并借鉴其中有益的经验以改进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 一、世界政党意识形态的中间化趋势 政党的本质属性是它的阶级性，而政党的阶级性集中表现在其意识形态上。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的灵魂和旗帜。不管一个政党是否承认其具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对于政党的标签作用总是显而易见的。冷战前，各种意识形态以政党为载体，在政治实践中广为传播，除了一些政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外，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等也成为一些政党意识形态的标签；民主社会主义和各色民族社会主义大行其道；极右的法西斯主义和新兴的环保主义、和平主义、女权主义等也各有市场。一些政党的意识形态互相排斥、尖锐对立、水火不容，刻意拉大彼此间的距离，强调自己政党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大众性和先进性，以保持自己政党的特色和独立性。 政党作为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表，具有“部分”与“整体”两种属性。政党作为“部分”存在时指的就是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1]。冷战结束后，社会阶级结构剧烈变动，新媒体对政党运作带来强势冲击；全球化浪潮给政党带来不可抵挡的诱惑[2]。由于政党“部分”与“整体”的双重属性，为了在变革的社会中适应多元化的民众口味，博取不同阶层选民的支持，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来之不易的权力之位，世界各政党正在逐渐由倔强、偏爱己见向灵活多变、海纳百川转变，不再刻意标榜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而是相互吸收、相互借鉴，政治“共识”取代了意识形态对立，出现中间化趋势[2]。 美国学者约翰·克莱蹲·托马斯对12个国家的54个政党按照10个方面分类，对他们在20世纪初10年直到1976年的政治倾向进行比较，发现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不断缩小[3]。如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在制定和执行根本公共政策时的意识形态是彼此包容、开放的；1995年布莱尔领导英国新工党修改了被看作工党图腾的党章第四条的“公有制”条款，随后为应对全球化，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理论。正如布莱尔所说，它是在超越左与右的基础上产生的一条新道路，它的包容性以及中间化性质能够满足更大多数选民的认同与支持；在德国，施罗德主张实行“新中间派政策”，这一政策的制定实际上推动了它与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趋同，扩大了他上台执政的阶级基础[4]。1997年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60%的法国人认为，在今日法国，左与右的概念“已经过时了”[5]。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党甚至宣称“欧洲的未来在中间”，明确提出要转向中间主义。 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采取相应措施顺应时代潮流。如古巴共产党在苏东剧变后为凝聚人心，调动党内外各方面的积极性以走出困境，在1991年10月召开的四大把古巴民族民主革命领袖何塞·马蒂的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了1992年的古巴宪法；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称为人民价值观的代表者，其指导思想为革命民族主义，但从德拉马德里政府开始，特别在萨利纳斯执政后，他们的意识形态表现出相当的包容性，逐渐形成了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社会自由主义”。其反对党领袖福克斯上台后旗帜鲜明地说：“如果说‘左’是指公平分配收入、扶贫和关注人的发展，而‘右’是指创造财富，那么我是‘左’和‘右’两者的结合”[6]。 政党的目标是执政。对于在野党来说，如果仅仅凭借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和执政方略的批判，就会沦为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党而在实践中放弃对执政目标的追求，这与后冷战时代政党取得执政地位的途径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在后冷战时代，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执政地位几乎不可能了。为了取得执政地位，政党就要从批判型政党向建设性政党转变，一方面吸取执政党意识形态中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也要脚踏实地地提出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意识形态建设上，放弃与执政党的尖锐对立，吸取其中的合理成分。从执政党来说，要想长久地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就必须重视民众的呼声，而被在野党“发现”的“问题”往往更能代表一部分，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而中下层民众的支持关乎执政党的执政地位，重视在野党意识形态中的合理成分也是执政党的必然选择。这种选择的结果，就使一国内的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中间化，甚至是趋同趋势。 再从不同国家政党的视角来分析，国际关系无疑影响到国家政党间的关系。冷战思维的淡化和革除，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间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前提。与国际关系改善相联系，不同国家的执政党开始相互学习和借鉴治国理政的经验，作为治国理政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中的科学成分被互相借鉴。意识形态不再是国际关系的羁绊。此外，各国面临的相同问题和国际课题，如生态问题、金融危机，也需要协同解决，光靠某一种意识形态的指导已经难以应付，要面对和有效解决这些世界性难题，必须集中全人类的智慧，政党意识形态的互相借鉴就成为必然。 一般来说，政党为了号召和动员民众、统一党内思想、显示与他党的区别，都会选择和强化某种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一旦生成，便会产生一种“刚性”，使政党在一定时期内调整纲领、创新理论、应对变迁的能力和灵敏度减弱[7]。然而，意识形态僵化就会如同死水一潭；意识形态变幻莫测就会如同昙花一现。党的意识形态既不能不看形势搞僵化，也不能丢掉原则追时髦。当今世界各国政党，为稳固自己的执政基础，顺应社会发展变化，在坚持自己意识形态本质的基础上增强包容性，使之呈现出中间化趋势，避开意识形态的“刚性”困扰，赢得更多选民的认同与支持，这也是政党能够坚守执政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