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民主化改革何去何从是西方学界研究的热点，原因在于外源化的民主进程偶发因素多变、乱象表征多样，这为西方学者基于差异理论视域抽取利己信息要素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这里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主要指拉美国家、东欧国家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从拉美国家来看，自由民主与专制独裁出现了周期性交替，事实证明拉美的政治民主化历程就是西式民主在拉美的失败史，现在拉美出现了对西式民主的反思，并相应产生多个民主形式，包括“委任制民主”、“大众民主”、“协议民主”、“自由主义民主”、“社会民主”等，各民主形式的异同及效能在此不做赘述。从东欧国家来看，披着民主外衣的非自由制度大行其道，东欧国家的执政党基于政党利益，竭力拒绝权力监督。在美国学者让-沃纳·米勒看来，东欧国家以定期选举的方式小心地维持民主的外表，但领导人却竭力废除制度上的相互制衡，使政权轮换变得越来越困难。①从东南亚国家看，部分国家依然是威权体制，即使实现选举的国家也普遍存在类似泰国的阶层对立问题。②缅甸和菲律宾需要加以另外说明，缅甸虽然试图创设民主选举和权力分享的制度依据，但错综复杂的境内外政治势力角逐会使上述过程充满变数。而菲律宾就是西式民主的“怪胎”，实质是世袭家族政治穿上了民主化外衣，这些家族垄断了从总统、省长和市长等众多行政职位，竞选舞弊尚且层出不穷，更无法奢求民主制度的效能了。 选举民主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治民主化变革的基本类型，虽然也存在总统制和议会制的区别，个别国家还存在君主立宪的情况。但总的来说，后发现代化国家选举民主本身的程序正义没有很好转化为实质社会公平，权力依然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加深可能会引发民粹主义的泛滥，这将使政治生活充斥政治家的蛊惑、鼓噪。西方学者也意识到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民主前景并不像其预言的那么乐观，要不然西方学者也不会大声疾呼巩固第三波民主。以林茨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以后发现代化国家为样本，形成了以民主失败为主题的一系列成果，代表成果有两项：一是1978年林茨与斯特潘共同主编的《民主政体的崩溃》(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二是1994年林茨与韦林内拉(Arturo Valenzeula)共同主编的《总统制民主的失败》(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ies)。另外，后发现代化国家间存在民主的多米诺效应，特别是明显的地区性示范效应，即辐射过程的示范效应将使有关抽象与具体的利益诉求意识在区域范围内得以孕育。譬如，20世纪80年代末，巴西人民对于直选的吁求无疑是从阿根廷80年代初的选举中获得了启发；尼加拉瓜索摩查政权的瓦解，则直接鼓舞了邻国萨尔瓦多的反叛者③。 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民主化应结合国情，避免陷入早产民主的窠臼中。早产民主是指不顾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情境，基于僵化的甚至是原教旨主义或者说宗教式的民主思维④，将民主的形式混淆为民主的要素与结果，片面囿于西方民主的形式之中，通过激进式的民主变革带来多维乱象的民主结果。基于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早产民主的学理分析，可以得到三方面启示：缺乏政治制度规制的政治参与爆炸将带来持续的社会动荡；民粹主义泛滥引致的短视政策将带来国家发展的长期停滞；民主原教旨主义的思维将带来整个社会事实上的不自由。 早产民主的陷阱之一：政治参与爆炸与持续社会动荡 民主虽无固定程式，却内蕴核心的元素。在政治场域中，政治参与是主体彰显“存在”和发声的前提，也是公民理所当然应享有的权利，正如戴维·赫尔德所言：“当公民享有一系列允许他们要求民主参与并把民主参与视为一种权利的时候，民主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⑤ 然而，政治参与只有在政治制度与机制的有效保障下才能“有效”，诉求才能得到回应。因此，有效的政治参与才是民主的首要核心要素。在缺乏政治制度与机制保障条件下的政治参与看似轰轰烈烈，却可能形成杂乱无序的利益表达⑥，浊见将掩埋真知，极端将替代理性，在政治参与爆炸中，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可能在内心反复进行狂热的自我行为的道德标榜和暗示，以反常甚至极端的参与心态介入政治生活之中，特别是当其利益诉求没有得到他所想要的回应与满足时，极端的心态就可能演化为极端的行为，他将“从他所感觉到的所反对的对象阶层里任意挑选牺牲品”⑦。普遍性的阶层间话语对立与社会冲突就将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政治参与制度化渠道的狭窄在面对持续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时，将形成需求与供给的失衡，从而导致政治不稳定。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看来，后发现代化国家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扭转衰朽之势，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政府，而强大政府定是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⑧不可否认，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与日益不均衡的利益分配激起了非精英底层民众的政治改革诉求。经济发展理应能增加社会满足那些希求的能力，从而趋于缓解社会不满和随之产生的社会动乱。然而，经济发展本身也会造成不稳定的进程，并且正是这些能够满足希求的变革又趋于扩展那些希求……经济增长以某种速度促进物质福利提高，但却以另一种更快的速度造成社会的怨愤。⑨而且对如何进行政治改革，底层民众也难有相对客观的清晰认知，更可能受西方价值观念影响，形成“人家西方如何、如何”的话语表达。在此模糊认知和西化模式的导引下，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参与往往呈现无序和无度的情状，往日处于政治冷漠的个体沉迷于正当性的道德幻象中，以反常的甚至是极端的政治参与方式介入政治生活中，寻求价值的颠覆和利益的维护，但当其面对复杂政治生活时，预期和现实的巨大落差要么使政治参与主体迅即转为政治冷漠，要么使政治参与主体的价值更加畸形、行为更为极端，因此，公共秩序对转型国家而言，要远比自由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