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政治学植根于中国土壤 一般认为，作为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是讲究逻各斯形而上学的西方学术传统的结果。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兴起以后，西方以“范畴”取代具体的世界，以“概念”完成对事物的抽象，以通过比较而形成的“一般性”界定建构起普遍性的“知识体系”。这是一种把知识纳入“科学的”叙事形式的知识生产方式。科学必须抽象，没有抽象便没有总体把握，但知识必须能够还原为历史，没有历史便没有理解。其实在和西方相对的其他世界，很早就出现了另外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即把知识纳入“历史的”叙事形式。“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①“我们的一切思想和概念都是由感觉经验所引起的，它们只有在涉及这些感觉经验时才有意义。”②知识的源头站着的是经验，经验以历史的形式升华并使之体系化，构成了另外一种知识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以《左传》《战国策》《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治安策就是古代中国的政治学，因为它是中国传统治理经验的精心总结，故而是中国政治知识体系的独特呈现。进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通时代，中国人开始和西方进行对话，展开了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思潮对中国成功的制度建设来说可能乏善可陈，但对中国现代政治知识的建构却影响深远。及至唯物史观的传入，通过不断的社会政治革命，终于奠定了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和法”理论为指导的人民民主共和制度，同时也划定了中国政治知识形态的改造、重组和选择性发展的政治空间。这个过程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创立过程。在知识谱系上，中国传统的经世主义、西方政治思潮、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政治学学理资源的三大来源。但是，它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发展动力仍然植根于中国的土壤，本质上是中国经验以及中国经验凝聚而成的中国观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历史和民族特点。 任何经验总是特定的个人或族群在一定结构约束下解决其内部及其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经历与体验，经验作为历史的凝聚，是基于时代需要而发生，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经验是否具有“世界意义”，要看这个“世界”在历史的演进中是否曾有过或是否至今仍面临着同样或相似的问题。例如，人类早期国家的形成，在生存资源匮乏和生产力落后的状态下，很大程度不得不受制于自然环境的约束，反映了人与自然进行集体性抗争的特点。这在中国表现为治水当为先民生存的第一要务。无论是《史记》的记载“甚哉，水之为利害也”、《管子》的策论“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除五害，以水为始”，还是李冰的兴修都江堰、汉武帝的指挥治黄工程，历代政府都把水利的存废与国运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关于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地理决定论”的解释虽被诟病，但其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出现具有内在关联却是不争的事实，是族群出于生存需要，在严酷环境下长期探索自觉选择的结果。这种大一统国家首先建立在敬畏自然的基础上，然后形成“天地之大德曰生”③“万物均，百姓平矣”④的天道观。这是中国文明——中国经验的内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大禹治水”只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隐喻，国家治理和百姓生活的关联才是人试图解决自身困境的历史选择，在这个选择过程中，大一统的国家和作为最高自然法则的共生、均平、互助，是中国生民在长期同甘共苦岁月中凝结的独特经验和观念。尽管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导致的世界历史的书写中被轻忽、被低估甚至被遮蔽，但它们(即或不是前者)对于面临同样困境的其他“世界”仍然具有某种超越时空的意义，并构成了反思现代性的强韧动力。 二、历史中的中国政治学为何 正如前文所言，中国现代政治学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发展动力植根于中国土壤，在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中，“朝向光走的时候，不要忘了后面有影子”⑤，历史始终是认识和理解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和普遍性，以及中国经验与中国政治学内在关联的前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达过一个深刻的观点：以前各世代所遗留下来的“一定的物质成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虽会被新的一代所改变，但是这些东西“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⑥。哪怕是全新的一代，他们在创造新生活时也做不到绝不保留先前历史遗传下来的“积淀”。“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观察中国政治学的前世与今生，便有了如下几个认知和判断： 中国政治学是超大规模之国家的政治学。原初形态的中国起自中原，即使在秦汉，这块土地及其繁衍的人口规模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后经历代王朝开疆拓土，至清已形成一个族群众多、体量巨大、边界日益清晰的“疆域国家”。广土众民且民族成分多样带来的异质性和不平衡性无疑对统治和治理构成极大的压力。历史上的大帝国，如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的波斯帝国、罗马帝国等均因力有不逮无法维系地方、行省、民族的凝聚力而最后分崩离析不复存在，唯有中华帝国虽经分裂和战乱却始终保持了大一统的形态，统治精英的产生方式及其和民众的联系、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及其和地方社会的互动不能不说是最大的原因。前者以科举选官制度为标志，后者以士绅乡治制度为范例，这两项制度实际上把政治权力、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融为一体，一方面满足了大型复杂社会上下流动的需要，保持了统治阶层的合理更替，另一方面满足了国家因物质通讯技术限制而不得不实行简约统治的需要，因而大大降低了超大国家的治理成本。超大国家的社会政治形态，从身份角度说，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从管理角度说，是一个行政化的社会；从结构角度说，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⑦。这种特点强化了知识阶层对大一统的认同，创造性地将帝国的统治问题在组织和制度上做了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的“知识性”处理，是王朝崩溃后大一统很快得以重建的基础。现代中国是建立在旧日帝国疆域之上的民族国家，中央集权体制的生命力非常之强，乃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七十年间维持其党治国家的体制基本不变⑧。关注并充分揭示其中的内在联系是中国政治学自我拓展其研究空间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