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 现代政体，从章永乐的文章结尾部分开始，变成了一个新的党国体制，这是现代政体与过去所有政体最中心的区别。今天我们讨论是否存在从“党-国”到“国-党”的转变，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转变是存在的。20世纪的政治，基本上就是党国体制不断更新的过程，它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动员充实政党的代表性。 这里有两个最基本的判断：第一，20世纪形成的两种主导性的政治体制，到今天都发生了重大转化。无论是西方以议会制为中心的多党或两党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或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体制，都趋向于“政党国家化”。第二，“政党国家化”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一种趋向于去政治化的权力机制。之所以会有国家化的特征，是因为政党的政治价值和政治代表性在衰弱，因此它越来越接近于一个国家机器或者竞选机器的特征。如果持续这个过程就会出现政治合法性危机。 在今天许多的政治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的要素，一些重建所谓代表性的要素。但这些代表性不是通过旧的政党政治逻辑产生的。比如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即便还在政党议会的框架下，但由于这个政党总是垄断议会权力，而无法代表下层社会需求，同时社会构造高度分化，这种情况下它会在一些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吸纳其他的社会运动和社会组织，这不再是完全依循过去政党议会制的逻辑。 20世纪的中国政党政治有非常特殊的部分，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都带有建立一个主导性政党的特征，都不是要简单地回到多党议会制，这一点也呼应了一次大战后对于整个西方政治体制的检讨。从这个角度，一方面可以重新理解20世纪政治的主要动力和逻辑是什么，第二方面有助于思考我们怎样看待今天的政治变革。 朱苏力： 我从政党在中国社会的变迁结构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可能带来的问题这个角度，简单谈一点看法。 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礼崩乐坏”的中国重新组合起来，重建中华民族，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这就是近代中国政党所起的作用。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要完成这个任务。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自称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都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这和西方政党完全不一样。共产党不仅要当先锋队，而且“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此党员在这个意义上又是一种代表制，代表了社会的精英部分，要下行上达、上行下达。共产党实际上是通过组织力量来夺取政权的，用党的组织勾连起各个地区政治上的统一，用阶级概念打破地域、民族、宗教等差异。后来所谓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从这里演变出来的。当然这也留下了很多问题，比如党政不分等。 问题是什么？问题在于我们参照了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把整个社会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现代人民共和国的基础，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有现代政治的运作。这是历史的功勋，但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如何去解说它、化解它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党执政后容易出现腐败、脱离群众等一系列问题。 但是不能够据此认为中国是个异端，否则很容易把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简单否定掉。我们没办法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直接走向所谓民主政治或现代国家，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逐步转为执政党，从成为执政党一直到今天所说的“现在执政不等于将来执政，长期执政不等于永远执政”，今后怎么办是个大问题。事实上我们的宪政经验、建国经验，是我们学术来源的根本，我们如果能做出一种好的解释，对中国，甚至对许多其他国家，都可能是很有意义的学术贡献、制度贡献和宪法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