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政治学是“强者/弱者政治学”政治理解模型的一个环节，这个模型是由浙江大学包利民教授在《古典政治哲学史论》①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古典政治哲学总体而言可以纳入“强者政治学”的范畴，而现代政治哲学大多数以“弱者政治学”为主要取向。强者政治学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幸福，扩展开来则包括美德、权力与真理等问题；弱者政治学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正义，这又包括了对责任、权利以及自由的追问。“强者/弱者政治学”的政治理解模型还与政治的“多重辩证发展模式”②相关。包利民认为，这两个模型将有助于人们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史进行更为清晰的认识，他本人在该书中也正是以此来重新理解与评论古典政治哲学的。而我们的问题是，如果古典政治哲学归属于强者政治学，而现代政治哲学归属于弱者政治学，那么学人再提出一个“强者/弱者政治学”理解模型其意义何在？时至今日，我们又应该在古今之争的语境之下倾向于哪一种政治学呢？笔者认为，这个模型非常具启发性，虽然它并没有给出明确的选择路径，但若结合对当代政治及其思想状况的认识，我们就会看到，强者政治学是不应当被过分“复兴”的；相反，应当更多地关注弱者政治学。本文将对此进行一个阐述和探讨。 一、什么是弱者政治学？ “强者/弱者政治学”政治思考模型建立在领域、本体论、目标、品性四方面的对比之上。首先从领域上说，政治的核心是公共权力，针对公共权力可以划分出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即垄断暴力与公共事务。在垄断暴力领域里对应的是权力(主权)问题，在公共事务领域里对应的是权力的功能(主权的任务)问题。一般而言，权力政治学属于强者政治学，而权力任务政治学属于弱者政治学。因此强者政治学关心的是主权的来源、创制和制约等问题，而弱者政治学更关心权力的运用即分配“权利”的问题。简而言之，前者关心权力，后者关心权利。③ 其次，从本体论上来说，强弱的判断并非道德价值判断，“‘强’意味着自足存在，而‘弱’意味着关系性存在。”现代社会契约论者高蒂耶说，“社会契约当然建立在人本质上是弱者的基础上……所有的凡人(mortal)包括自以为是强者的人，其实都是弱者；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完全‘自足’的独立存在。”虽然“巨大的政治共同体和政治权力可以被视为增强力量、超越私人、弥补缺陷存在的一种努力。但是，这种努力终究有其限度。”④ 再次，是从生活目标上来区分两种不同的政治学。“强者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终极‘幸福’，这属于个体追求型的生活价值；弱者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正义’，这属于人际边界型的道德价值。”⑤ 最后，在品性上强者与弱者也存在着区分。古典时代，人们认为强者的特别品性是“勇敢”，弱者的品性是“节制”。这实际上是蕴含在强者政治学中的区分，后世的学者对这种区分做出了修正，使其转到了弱者政治学的领域之中。最为特别的是当代自由主义伦理学家纳斯鲍姆在其代表性著作《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一书中所提出的划分，她列出了两个表，“其中A表是‘作为狩猎者、男性和主动行动的行动者’的，他们具有坚强和不可渗透的灵魂，信任不变稳定的事物，孤独自足。B表是‘作为植物、儿童和女性的被动的行动者’的，她们的灵魂是柔软洞穿的，她们信任可变和不稳定的事物，认为美好生活在于和朋友、爱人、社区在一起。”⑥显然，纳斯鲍姆是为弱者伦理学在品性上正名。 这个模式摆出来之后，不少人会因为自己的心性或是学术传统而自然而然地在这一对立中选择自己的偏好。但是包利民指出，“强者/弱者政治学”的选择往往与政治及其思想的“多重辩证发展模式”有关，不可抽象地讨论取舍问题。简单说来，政治及其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会出现不同的政治问题，应对不同的政治问题，则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最初政治之出现，可以视为是为了解决‘自然状态’中困扰人的‘自然强者’问题。”人的自然属性是有差异的，为使自然属性弱者免于强者的迫害，也为使自然强者免于相互残害，于是就有了针对第一层政治问题“无序”的政治法制；然而作为法制的政治又有可能引发新的不义，一统治者可以运用政治法制对被统治者实行暴政。“权力可以激发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新恶，比如极权专制。”针对第二层政治问题即“暴政”的解决办法是，“制约权力、还权于民、重新(部分地)恢复自由……此即所谓共和民主方案。”但是政治的发展并不会到此结束，“‘民主’……本身还是会蕴含新问题，带来第三重的强者不义，比如大众暴政等，这些新恶再度严重威胁着共同体的生存。”这是第三层的政治问题，针对这一层问题，其解决方法的主旨“将会是收权和约束自由。”⑦ 从上面的梳理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关于“强者政治学与弱者政治学”的要点： 其一，强者是主导政治发展的力量，但弱者的需求却是政治建立的原初动力。绝对意义上的强者不需要政治，绝对的弱者无法支撑政治。政治的本性在于人的有限性。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表达的意思：政治之所以是人的本性，乃是因为他既不是神(绝对强者)，也不是兽(绝对弱者)。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