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冠疫情时代教育和教育技术“解决方案主义”：一个卖方市场

作者简介：
马尔科·特拉斯，博士，芬兰佩雷应用科学大学（Tamper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客座讲师，研究员，在线学习、教育技术和人机交互开发者、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目前主要研究兴趣是教育数字化的批判性研究；朱哈·索兰塔，芬兰佩雷大学（Tampere University）成人教育教授，研究兴趣包括批判性教育学、公共社会学、激进成人教育和批判性媒体教育，曾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访问学者，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客座教授；汉娜·特拉斯，博士，芬兰佩雷应用科学大学专业教师教育学院首席讲师（数字学习环境），主要研究兴趣包括促进真实专业发展在线学习、新兴交互性技术在教育的应用、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马克·科彻，芬兰佩雷应用科学大学高级讲师，教育领导力MBA项目总监和设计者，主要研究兴趣包括教育数字化对教师职业身份认同的影响、教育数据化的社会影响和庞克教育学（punk pedagogy）。

原文出处：
中国远程教育

内容提要：

新冠肺炎大流行以及随后实施的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影响社会各行各业，也包括教育。为了使教育能继续进行，教育机构不得不迅速适应新情况，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在线学习热潮。很多平台，包括商业性数字学习平台供应商争先恐后提供(在线学习)支持和“解决方案”，有时还是免费的。因此，新冠肺炎大流行催生了教育技术的卖方市场。文章从批判性视角反思仓促采用商业性数字学习方案可能引发的问题，因为这些方案的设计可能并不总是基于最佳教学实践，而是遵循它们利用用户数据谋利的商业模式。早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前，教育技术重新定义教与学和简化教与学内涵的情况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文章还驳斥了“教育抱恙在身，应该也能够用技术给教育治病”这种论调。这种技术化常常被认为是中立的，与教育化(要求教育解决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教育机构眼下的选择对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的教育和在线学习正在产生怎样的影响？现在正是反思这个问题的关键时候。具体说，这些选择将会强化教育的资本主义工具论还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章呼吁教育界领导者认真考虑他们目前正在做出的决定，思考这些决定是否真的能为创造我们所希望的未来教育铺平道路。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03 期

字号：大中小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458x(2021)9-0016-13

       一、新冠肺炎大流行与在线学习热潮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在方方面面给人类活动(包括教育)带来大规模制度上和行为上的“冲击效应”。其对学习者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截至2020年4月9日，全球有超过15亿名大中小学生不能上学(UNESCO，2020)。面对大规模突如其来的封校停课，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被迫改而使用各种数字学习平台以快速应对这种局面(Jandri，2020b)。因为在很短时间内从教室教学转为在线教学，我们根本无法顾及涉及国家教育政策和教育理论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可以用菲利普·斯特朗(Strong，1990)的流行病心理模型(model of epidemic psychology)描述正式教育系统目前所面临的情况。该模型包括三项相互关联和重叠的内容：恐惧的蔓延(epidemic of fear)、解释与道德化的蔓延(epidemic of explanation and moralisation)和行动的蔓延(epidemic of action)。斯特朗用“蔓延”(epidemic既可以指“流行病”，也可以指“蔓延”，因此必须结合上下文确定其具体含义——译注)比喻对流行病危机的集体心理反应。首先是恐惧的蔓延，这种蔓延引发的问题是：教育系统和学习者个人如何才能应对当前这种罕见的情况？

       其次是解释与道德化的蔓延。“人们可能无法判断一种新疾病或一场新爆发只是小事一桩或是影响巨大的事情。他们的心态摇摆不定”(Strong，1990，p.254)。与此同时，当局不同部门对如何理解目前情况和确保教与学的继续有各自的说法。当然，政治家负责教育决策，同时又根据医学专家的评估制订各种限制和出台各种措施，针对目前情况提出官方、权威的解释。同时，不管是专家还是新手均能够在社交媒体几乎没有通过任何审核分享他们的理性和非理性观点。封校停课对学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进一步加剧不平等，使他们承受社会和心理压力。家长和监护人也受到影响，他们很多人(可能第一次)意识到教育系统的社会目的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最后是行动的蔓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全球教育机构和教师把工作从教室和报告厅转移到数字平台上——这就是行动的蔓延。不管教育机构在此之前是否已经采用在线学习，如此快速地改为在线上工作也暴露了这方面的差距和不足。各方想方设法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于是出现大量各种各样的支持措施，比如随到随学、免费网络研讨会和博客文章、应急政策等(如：Doucet，Netolicky，Timmers，& Tuscano，2020)，甚至还借鉴以前大学封校的各种经验(Czerniewicz，2020)。而更重要的一点可能是现在的情况给商业性数字学习平台供应商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机会。

       有些形式的应急在线学习受到批评，因为它们没有遵循科学的教学原则、体现最佳实践和建立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Hodges，et al.，2020)。社交媒体上有些著名专家质疑某些人、组织和公司如此热心提供开展在线学习指导的动机，怀疑他们是否受到市场因素的驱动(Siemens，2020)。有些专家则指出如果没有权衡影响而仓促采用教育技术解决方案可能会对教育产生不良后果(Selwyn，2020；St.Amour，2020)。迫不及待使用数字学习平台开展在线学习也引发了对隐私和监控的担忧以及对学生的生活和作为一个人应该享有的尊严的影响的担忧(Harwell，2020)。

       面对危机，教育机构应该认真审视与在线学习和教育技术有关的选择。这些选择有可能在未来以新的权力控制关系、新形式的学生不平等和不公平出现，也可能产生其他意想不到的影响(Selwyn，2020)。教育机构应该吸收在线学习已有的研究成果，认识到在线学习远非只是一种传输信息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否则，它们便有可能陷入布迪厄所言的“误识”(misrecognition)(Bourdieu，1984)，即把数字学习当成不言自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能够解决当今大众化教育和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教与学的更深层次问题。

       在线学习可以体现为很多不同形式，包括从教学上讲更有创新性和更能激发学习热情的形式，而不仅限于常见用于讲授知识和评价学习的目的。在线学习能够得益于不同教育哲学观和教育学理论且受到它们的影响(Ters & Kartolu，2017)。因此，在线学习不应该被看成是只有一种形式或能够“凭一己之力”成为一种教育法。

       在线学习常常被理解成内容驱动的自学的同义词，其好处局限于时间和空间的(相对)独立。然而，一个仅通过学习管理系统发布文本文件和教学视频的数字学习环境不同于一个利用情景化在线学习设计(比如真实的学习活动)的数字学习环境(Herrington，Reeves，& Oliver，2010)，后者强调知识的协作建构和复杂、真实的学习。技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有意义的教与学活动可能还取决于是否让教师和学生参与教育技术的研发、实施和使用(Bates & Sangrà，2011；Howland，Jonassen，& Marra，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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