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话语，说到底就是学术研究的提问和论说方式，它集中体现为研究者所使用的一整套相互关联的范畴系统。解释学大师、 德国思想家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m）反对把语言仅仅视为一种工具。在他看来，语言具有一种本体论的功能，它是理解和解释的模式，也是人的存在的模式。[1] 我们即便不能同意他对语言功能的极度放大，至少也得承认，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参与了思想和体验的建构过程，发挥着对于思想意识的引导和规范作用。相对于自然语言，学术话语作为一种有组织的人工语言系统，其引导和规范作用更加明显。显而易见的是，面对同一个混沌未分的日常世界，用物理学语言还是用化学语言，用经典力学语言还是用量子力学语言，用哲学语言还是文学语言，均会呈现出不同的世界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研究的基本训练，实即理解、熟悉和运用特定学术话语的过程。 上世纪初，中国的教育学科伴随着师范教育的出现而产生。从那时起， 中国的教育研究基本上是按照西化的简单逻辑来思考和言说中国教育的。在清末制定两个学堂章程前后，首先是对赫尔巴特教育学的大量译介，那时国人所编著的教育学也多以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为蓝本。而赫尔巴特的“五段教授法”（后称“五段教学法”）更被国人奉为神明。正如著名学者陈宝泉在为一本书所作的序言中说：“前清末造，初兴学校的时候，真不知教授法为何事。曾忆初别日本，听教师讲五段教学法时，以为用科学的方法，发展儿童的本能，实为新教育之最大特色。所以，当时官私编辑的小学教授用书，以及各小学实用的教授方法，殆无不是适用五段教学法原理的。”[2]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各种流派， 无论是持全盘西化观点的自由主义派别，还是弘扬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乃至鼓吹社会变革的激进社会主义思潮，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援引某些西方的社会理论以为自己的后援。比如形式上最为保守的新儒家梁漱溟也恰恰是利用欧洲观念史的思路来定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3]在教育学方面， 先是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大行其道，1949年以后是前苏联以“马克思主义”自命的教育学一统天下。它们的理论话语充塞当时的中国教育界，中国教育研究领域基本上充当了外来教育思想跑马场的角色。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中国的教育理论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中话西说的倾向仍十分明显。先是新一轮的引进苏联教育学，其后又迅速转向欧美教育学。当今如火如荼的新课改，构成其主要理论支柱的，无非是泊来的“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西方文化教育流派。当急促的马蹄声渐渐衰歇、狂热的看客纷纷离场之后，空旷的赛场上只剩下默然的清洁工和孤寂的守门人。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的今天，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当我们还在为科学和民主等现代性价值的获得而踯躅行进之时，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行的西方文化已发出解构自身现代性的呐喊。于是，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在中国同时呈现。在这一语境中，从学术文化到大众文化，从意识形态到个体精神，我们正在经受一场“文化失语”的煎熬。急促而变化多端的现代化进程，使我们的传统与现实既过度交叉又有太多断裂，模糊的历史与模糊的思想共同织就出一通既缺乏清晰性又缺乏联贯性的混沌话语。在西方历史发展中相对清晰的传统、现代和后现代话语，在我们这里却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当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化弊端进行批判之时，思想者游移不定的思想之眼，使我们难以区分那究竟是传统的、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立场，这尤其体现在中话西说中传统性与后现代性立场的交叉重叠上。少数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往往又表现为没有经过自我批判和自我解构、缺乏内在思想张力的坚硬立场。于是，除了对于文化现实的难以苟同之外，不同的思想者及思想者群体之间，很难拥有行之有效的对话语言。 正因如此，最近一个时期，“民族话语”已成为文化学术领域一大热点问题。这首先来自哲学界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反思，进而引起了一些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学者的思想回应，并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文化主旋律具有某种内在关联。大家都知道，中国是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巨大压力下走向现代化之路的。如何沟通中西文化并打通传统与现代的血脉联系，让现代中国文化焕发出无穷的生命活力，让其在满足现代中国人内在精神生活需要的同时，满足中国人民走向世界、与世界强国并驾齐驱的强烈民族振兴愿望，一直是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和强大动力。然而，面对西方强势文化，保持一种谦逊好学而又自信自肯的正常心态；拥有一双洞悉世界发展态势而又自察自明的锐利目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国的教育学本就是泊来品，这一学科建立之初主要采取移译和模仿的形式，也是万般无奈、不得不然的。然而，迄至100多年后的今天， 我们还习惯于“从西方现代性的镜子中照出自己的一脸无奈，在这种观镜的对象化体验中，至少中国知识人已经被训练成各种西方现代理念的代言人”[4]。 那些占据教育研究最大数量的重复性“成果”姑且不论，就是那些看似有新意的研究，也往往是对西方花样翻新的主义反应式地亦步亦趋，如同没有固定营销业务的小商小贩，以新奇为好、为对、为深，把不停地贩卖新奇货色当作自己的正常营生。我们拥有不少“在中国的”杜威、布鲁纳、布鲁姆，却没有拥有“中国的”杜威……。于是，我们无法形成自己独立而又自主的教育学文本和学术话语，掌握不住教育思想的自在尺度，容易让思想之外的因素左右思想本身。它给中国教育研究所带来的致命问题，是理论话语同研究对象相互分离，研究主体同研究对象相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