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5-0128-10 DOI:10.14017/j.cnki.2095-5766.2021.009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减贫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立足中国国情，精准实施了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等相关政策，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经过8年的持续奋斗，中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 但是，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中共中央、国务院2020年12月印发的《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指出，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设立5年过渡期，到2025年，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脱贫地区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明显增强。这要求我们要加强对农村和偏远家庭贫困状况动态变化的关注，增强脱贫家庭自我发展能力。 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贫困家庭通常受教育水平较低，自我发展能力薄弱，缺乏生存技能，脱贫后返贫概率高，并且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普遍。因而，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降低返贫率，就要着眼于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提高贫困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积累。段义德(2020)基于CHIP2013年数据研究发现，教育对收入的代际传递有显著影响，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年，代际贫困传递下去的概率就降低15％。王志章和杨珂凡(2020)通过对云南省某镇的案例研究同样发现，教育能够阻隔偏远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代际传递。 政府的转移支付是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重要制度措施。国内外关于研究中国政府补助实施效果的文献多集中在政府补助对父代的贫困、消费、劳动供给等变量(肖萌和李飞跃，2017；韩克庆和郭瑜，2012；刘璐婵，2018)的研究方面。本文认为，政府补助可以通过提高贫困家庭对少儿的教育支出来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降低返贫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但是，已有研究很少研究政府补助对少儿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家庭对少儿的教育投资作为研究重点，来探究中国的政府补助对农村家庭少儿教育投资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果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其中许多研究表明，政府的转移支付具有积极的减贫效果。肖建华和李雅丽(2021)基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贫困状态家庭的减贫效应显著。王立勇和许明(2019)使用CFPS2010-2016年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居民具有明显的减贫效果。张楠等(2021)利用CHFS2017数据研究发现，中国政府的转移支付有效减少了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邝希聪(2021)使用382个国家贫困县2010-2015年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政府的财政支持对贫困地区的人均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也有学者利用中国的数据得出了关于中国政府转移支付减贫效果的不同结论。张鹏和徐志刚(2020)基于CFPS2010-2016年数据研究发现，公共转移支付无法降低中国城镇地区的多维贫困。Golan et al.(2017)利用2007-2009年CHIP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农村低保减贫效果不理想，并且瞄准效率较低。徐超和李林木(2017)使用CFPS2012年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低保和农村低保对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并未产生明显的改善效果，并且会提高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 除直接研究政府补助对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外，许多学者还研究了各类政府补助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梁晓敏和汪三贵(2015)利用2010年贫困监测数据研究发现，低保补贴增加了农户的食品、医疗和转移性支出，并且降低了生产性支出。冉净斐和贾小玫(2004)通过模型推导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可以增加农民对消费品的有效需求。吴敏(2020)基于CFPS2010-2012年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中国的城乡低保对受助家庭的家庭总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助家庭的人均低保补助每增加1％，人均家庭总支出就会提高0.159％，并且总支出的增加主要体现在消费性支出和福利性支出上。梁土坤(2019)使用2016年城乡低收入家庭调查微观数据研究发现，反贫困政策显著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 虽然有很多文献已经对政府转移支付如何影响家庭贫困和消费状况进行了研究，但较少有文献涉及政府补助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情况，这方面的研究有以下三篇：杨穗和高琴(2019)利用CHIP2013年数据研究发现，中东部的城市低保家庭会优先将收入用于教育，西部的城市低保家庭和农村低保家庭会将收入优先用于医疗保健。Gao et al.(2010)基于CHIP2012年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城市低保提高了城市家庭包括教育和医疗在内的人力资本投资。都阳和Park(2007)使用2001年和2005年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低保增加了贫困群体的食品支出和教育支出。这三篇文献虽然涉及政府补助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但是考虑的是对整个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没有深入挖掘对少儿教育投资的影响，也没有对其中的影响机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并且这三篇文献主要关注的是城市家庭，对中国农村地区研究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