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9-0095-08 赵元任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音乐家，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同时赵元任也是中国现代音乐学先驱，我国语言音乐学创始人，“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赵元任学术研究最大的特征是“跨学科性”，并且在每个领域内都取得了引领性的卓越成就。他在自己的学养基础上提出了独属于汉语的“普通符号学”，1926年赵元任在自己与同道共同创刊的《科学》①杂志上刊发《符号学大纲》一文，在汉语世界正式提出了“符号学”概念。“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是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的性质跟用法的普遍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②赵元任注意到语言并不等于符号，符号学的目的是要建立融会贯通的“普通符号学”。在这篇文章中，赵元任开宗明义提出了汉语“符号学”与英语“symbolics”、“symbolology”的不同之处，他认为英语中的这两个符号学都有偏重符号的哲理，而自己所讨论的符号学则是普通符号学。吴宗济在《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前言”中记述，赵元任对自己早年对汉语连续变调和语调音准问题的研究论文缺乏乐器的测量而感到非常后悔。③赵元任结合当时学术最新进展，结合信息论与控制论的研究成果，把上述领域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贯通性的学术研究气象，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同时，赵元任卓越的音乐作曲配词的成就使得他的普通符号学天然地携带了艺术的基因，因此，跨学科性和艺术性是赵元任普通符号学必须要探讨的内容。 一、跨学科性与艺术性：赵元任学术成就的主要特征 首先，在语言学研究中，赵元任的学术声誉很早就远播海外，他写于1934年的论文《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产生了广泛的国际性影响，美国语言学家郝根将赵元任与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特鲁别茨科依相提并论，认为在音位理论的研究中“正如像在奥地利的特鲁别茨科依和中国的赵元任这样散居各地的语言学家都作出了贡献”。④赵元任在1945年当选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1947到1960年之间，与罗曼·雅各布森有30封通信，就共同关心的语法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⑤：1948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60年当选美国东方学会会长。赵元任用英文写就的《语言与符号系统》(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被翻译为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日语等。该书出版不久，赵元任收到了六十多篇长篇赞誉性的书评。⑥其次，在我国现代音乐史上，赵元任同样有着相当独特的历史贡献，他“是我国近代作曲家中最早有意识对西洋多声创作技巧民族化进行大胆探索的突出代表。”⑦赵元任还将语言和音乐的关系进行了跨学科思考，成为我国语言音乐学的开拓者。我国当代语言音乐学研究的著名学者钱茸教授在《语言音乐学基础》一书的扉页上写道：“向跨界先驱赵元任先生致敬！”⑧语言音乐学最初是汉民族对世界独特的学术贡献，随着研究的深入拓展，语言音乐学逐步涵盖了我国各个少数民族的语言特征与音乐学研究，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财富，“这是中国相关课题的必然选择，取决于中国语言、中国传统声乐品种的特殊性，也源自中国的学术渊源(上世纪30年代，中国就有跨学科的大师赵元任，率先把现代语言学方法用于戏曲唱词的分析)。”⑨就连赵元任其实也未必能够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放置在哪个“学科”内。他说：“……我所讨论的各种说话与唱歌的关系，哪一部分是完全为了符合语言上的要求，哪一部分是满足音乐方面的效果，这是很难分清楚的。”⑩最后，赵元任在翻译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样卓尔不群。他翻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文笔的优美曾轰动一时：20世纪30年代与罗常培和李方桂共同翻译的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西方汉学家一直认为是同类译作中的权威。(11) 注意到赵元任的这一重要学术遗产，在我国学界是相对晚近的(12)，因此也留下非常开阔的研究空间。第一，我国学界一致认同赵元任在汉语世界提出“符号学”命名的重要意义，但并没有系统深入地挖掘这一命名的深层指向和民族特性：对赵元任符号学思想的研究并没有在理论内涵上将他的“符号学”和“语言学”“音乐学”这几个领域结合起来，不能实现赵元任提出“普通符号学”的初衷。在已有的论文中，虽然有从语言学的角度比较赵元任和索绪尔符号学的异同(13)，但也没有走出语言符号学的范畴。因此，关于赵元任的相关研究或者在语言学的领域里，或者在现代音乐史的序列中。第二，目前即便是在专门的语言音乐领域里，也主要是从现代汉语语言和赵元任作曲中所体现出的沟通语言和音乐的努力出发，而没有注意到赵元任的语言音乐学与西方音乐符号学之间的异同，低估了赵元任语言音乐学的世界性意义。西方的音乐符号学始于传播理论的出现，是与现代信息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起始时间是在20世纪50年代。赵元任进行语言音乐学的研究，注意到语言和音乐的双音乐性则早在20世纪20年代，比西方至少要早30年。如果说对赵元任研究现状的第一个问题主要在于缺乏贯通性的视角，不能以一种寻找“通律”的方式与赵元任本身的研究相契合的话，那么第二个问题主要在于，忽视了赵元任打通音乐和语言之后所产生的、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成果及其世界性影响。所以，建立一种贯通性的研究视角——符号学视角以及挖掘汉语“符号学”命名中的艺术构成与艺术精神，是本土化艺术符号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既能够考虑到符号学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研究方法，又能不失赵元任符号学的本土化特色。赵元任的符号学是建立在汉语言独特的音、符、义的基础上，由于汉语这种语言天然的艺术性特征，再加上赵元任本人深厚的音乐素养，使赵元任的普通符号学打上了深深的艺术印迹。这一方面与赵元任的个人艺术素养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传统文化中天然的艺术特质有关。 综上所述，赵元任符号学的建构过程中，艺术的研究视角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维度。这是我国现代符号学在诞生过程中与西方符号学非常不同的一个重要特色。众所周知，索绪尔的符号学脱胎于语言学，皮尔斯的符号学源自逻辑学和哲学。即使西方最早专门致力于艺术符号学研究的苏珊·朗格，其相关专著的出版也晚于赵元任对于符号学的基本界定，而且苏珊·朗格将艺术看成一种符号的理念所依赖的基础，依然是把艺术看成一种情感逻辑的符号，这与赵元任在符号学构想中的艺术因素是非常不同的。在后工业化时代，追求文化多样性是对全球化一元化的有效拯救，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体现在语言的多样性上，而语言的多样性与音乐的多样性密切相关。在此基础上，还原赵元任符号学中的艺术构成，探讨赵元任符号学中的艺术精神，是重新挖掘赵元任在汉语世界提出符号学的创新之处的一个必要路径，也是重构我国符号学诞生伊始具备的民族特性的有效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