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作为反思的“艺术批评” 本雅明早期的博士论文《论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得到了反复征引和研究，却也引发了较大争议。支持者的代表为法国哲学家拉科-拉巴特（Philippe Lacoue-Iabarthe），他以该论文的研究为基础，写成了《文学的绝对：德国浪漫派的文学理论》（The Literary Absolute：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in German Romanticism）①。反对者的代表门格豪斯（Winfried Menninghaus）则对本雅明这部早期作品提出了批评。他在论文中对《论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中的核心概念“反思”（Reflektion）进行了详细解释。他认为，本雅明的浪漫派研究建立在对德国浪漫派思想的误读之上，这一误读的特征是过于强调反思的理性特质，而忽视了浪漫派文艺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情感和意志因素，尤其是忽视了谢林的思想②。无论这些研究者的观点是什么，他们都认为“艺术批评”概念不仅是本雅明对德国早期浪漫派艺术理论的“客观”解释，而且是他基于浪漫派艺术思想的主观重构。因此，澄清本雅明“艺术批评”概念的实质，对理解他早期文艺思想的核心运思逻辑有着重要作用。 门格豪斯认为，本雅明在这篇博士论文中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认识论做出了激进的断裂，表现在刻意割断康德及其后继者费希特与浪漫派在认识论上的连续性，而突出强调两者的差异。这种差异集中体现为本雅明对“反思”概念本身的改造。门格豪斯尖锐地指出，本雅明的《论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毋宁改名为“德国浪漫派的反思诗学论”③，如果没有反思的无限性和直接性作为基础，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本雅明对“反思”概念的理解与康德有较大差异。在《判断力批判》中，“反思”（Reflektieren）作为动词，一般以动名词“Reflektierende”的形式和“判断力”（Urteilkraft）连用，形成康德哲学的重要概念“反思判断”④。“反思判断”与“限定判断”相对，后者指在已知普遍先验规范形式的基础上，判断殊例（Besondere）对普遍规范的从属关系，前者则指在已知殊例的情形下，判断统摄这一殊例的普遍规范的形式可能性的一种能力⑤。在康德的思想体系中，限定判断确实是主体认识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原因在于，它是一种依靠先天认识形式把握经验认识内容的手段，而反思判断却是从特定经验内容出发，去判断某种普遍形式的存在可能性。但是这种普遍性最终不能导致确定的知识，而只能起到连接特殊的感性内容和普遍的目的论形式的作用。因此，康德并未把反思看作一种独立于判断力的认识能力。 康德对反思判断的描述成为本雅明“艺术批评”概念的重要基础之一。在1917年的一封信中，本雅明指出： 艺术作品的相对自律与艺术，或者说，与艺术在先验层面上的依赖关系，成为浪漫派艺术批评的前提。在这一意义上，这一任务（Aufgabe）似乎是要证明康德美学是浪漫派艺术批评的前提条件。⑥ 本雅明认为，早期浪漫派在艺术批评领域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消弭艺术作品的特殊自律性和艺术本身的普遍规范性之间的张力，这与康德美学中“反思判断”要处理的问题相似。两者都试图沟通特殊状态和普遍观念之形式的关系。但是，康德美学只是以反思判断的方式“猜想”出某种形式和目的性原则，并不能真正获得实质目的；而浪漫派的艺术批评则认为，在特殊艺术作品和艺术概念本身的界定之间有一种真正的沟通能力，这一能力能产生关于艺术作品特质的某种知识。显然，只有作为审美能力的反思判断转化为真正的认识能力时，浪漫派艺术批评理论与康德美学才能具有实质性的区别。 在康德那里，自然领域是被作为物自体本身的现象而被界定的。一方面，自然被看作认识对象而存在，是认知规律的作用领域；另一方面，自然本身的合目的性并不在自然之中，因而它超越了认识规律的主宰，成为统摄超自然领域的伦理-道德规范所主宰的领域。与自然领域不同，康德对艺术领域的界定十分模糊。一方面，艺术领域必须依赖物自体在感知领域的现象才得以形成；另一方面，不同于自然领域，艺术必须在现象层面呈现出自然世界的合目的性，但这一目的本身却无法由作为现象的自然世界所道说，只有超自然世界的规范性律令才能对这一目标的实质内容进行澄清。因此，在康德那里，艺术领域成了连接自然领域和超自然领域的中介领域，它既拒绝被主体的认识所把握，又不能被超越感性的理性规范所澄清。 然而，在早期浪漫派的思想中，艺术领域和自然领域同属于可以被认识的对象。正如上文所述，浪漫派改造了康德的“反思判断”概念，并经由费希特学说的中介，将反思改造为一种特殊的认识能力。在反思能力的统摄下，一切特殊的认识对象既互为认识序列中的否定性边界，又通过这一否定性边界结合在一起。不同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否定”概念，早期浪漫派的“否定”概念并非一种行动/实践上的否定，而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否定。它并不要求认识者将被否定的对象看成亟待被分解或者消灭的客体，而是以一种思维意义上的否定，对认识者和认识对象的界限加以标记。与此同时，这种否定恰恰由此肯定了对方在思维上对认识者思维和实践限度的否定，也就进一步承认了对方自身也是具有认识能力的认识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