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背景下，“国家还不会像恩格斯所畅想的那样能被送到历史博物馆供人们展览，民族的界限也必将长期存在。”①所谓的“普世价值”并不具有真实性与可行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以“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②为标题的重要讲话，并在以后的国际活动与民族治理实践中，贯彻命运共同体的中心思想，深化且扩展了共同体思想的内容。习近平主席是在强调各种族、民族、国家之间互相依赖、荣辱与共、利益共同的关系，表达期望实现各民族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平等对话的美好愿景。将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落实到国内各民族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当中，一样具有引领作用与指导意义。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也曾提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格局”。所以若要谈及中华民族文学，那必然要包含“汉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个既相辅相成又互相照应的概念。 一、书写的边界与民族作家的身份建构 谈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需要从少数民族的形成与建构说起，并从民族形成的内因与外因双重角度着眼。就外部而言，斯大林曾经提出民族是拥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斯大林认为这四者是并列关系，缺一不可，但仔细斟酌便可发现，共同的地域和经济生活并不能作为区别民族的标准，居住于同一个区域的民众并不一定属于同一个民族，且过着相同经济生活的人也并非一定属于同一民族。所以，这两者并不具有民族特殊性，而只能作为民族形成的基础参照条件。因此，刘克甫在斯大林的基础之上对民族的定义做出了新的探索，强调了“民族自称”“民族语言”“民族精神”和“内婚界限”对民族划界的意义，认为民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社会共同体”。虽然刘克甫在概括民族定义上也有所欠缺，但他对民族语言、称谓、精神等民族文化层面的强调，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结合斯大林和刘克甫的观点来关照我国的民族问题，就会发现：民族的形成与建构不一定只涉及经济、政治因素，还会涉及精神与文化因素。民族文化与精神需要以民族语言为媒介，以民族内部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共同性为主要特征，以外部文化差异性为参照系，且在中国的特殊情况当中，还需结合中国的历史语境来对我们的民族身份进行确认。 就内部而言，国家政策推动是民族身份建构的重要原因。中华民族和少数民族的身份建构，经历了一百年左右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华民族经历了“反满时期”“五族共和时期”(汉、满、蒙、藏、回族)，到了1949年，我国才确立了56个民族的合法身份。从建国至今，国家多次调整少数民族身份的划分政策与优待政策，例如，给少数民族子女实行高考加分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降分政策等。在完成了少数民族身份划分之后，仅从政策上予以支持和鼓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国家还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尤其在文学方面，国家大力扶持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组织学者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创办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刊物，设立少数民族文学奖项，开展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等。费孝通1951年在《发展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中提出，“民族文学中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是最早公开为民族文学在文艺领域中争得一席地位的理论呐喊”③。语言学家张寿康也明确提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的地位问题：“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的文艺，是中国文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时间，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欣欣向荣，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族别文学史的陆续整理和出版④；二是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⑤；三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研究⑥。 文学是文化较好的承载者与阐释者，随着卷帙浩繁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文学史、文学批评的刊发，文学作品的书写边界问题也愈加凸显。作家就好像处在霍米·巴巴所讲的以“边界写作”为代表的“第三空间”当中。“第三空间”是一种常处于临界状态的模糊场域，它不仅关注“作家不确定的流散身份”和“无法调和的、杂揉的边缘文化”，还强调空间本身对于构建新型文化和身份政治的意义。在巴巴看来，“第三空间”是由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不仅仅指将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为汉语，还包括其中一方对其他文化符号的“挪用”“重新解读”与“重新构建”)所形成的话语场。“第三空间”里“所有的文化符号及意义都失去了其固有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处在不间断的对话、谈判和调和中。”⑦从事边界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很多都有跨民族的生活经历，他们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甚至作家自己对自身的生存处境和身份意义都感到困惑。例如，张承志曾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困惑不已，他既是成长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也是经历了时代变迁与文化冲突的回族成员；他既受汉族文化熏陶教育，又有着在蒙古族的生活经历。复杂的民族定位，使得张承志在身份多样和文化混杂的情况下，不知该从哪个意义上认同自我的民族身份？ 民族身份“认同是人们意义和经验的来源”之一，也即“在相关的整套文化特质的基础上构建意义的过程”⑧。张承志作为跨界民族作家可能会长期纠结在“身份”与“认同”的双重概念之中。这是因为“‘身份’只需通过社会关系的规定就能形成，而‘认同’则还需要借助个体自身的自我内在化才能确定”⑨。所以，张承志在接受少数民族精英知识分子作家身份的同时，内心也会思考自我的认知问题。事实上，在血缘、时代、性格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文化、民族与宗教在个人身上的纠缠与冲突，并不仅仅体现在张承志身上，而是普遍存在于诸多民族作家身上。他们面临的是多重复合的文化身份，也面对着可能产生分裂的身份认同危机。他们在多重文化的熏陶和培养之下，徘徊、碰撞、交流，并选择自己的创作题材和叙述视角。他们拒绝盲目地服从主流文化，但又往往不自觉地陷入到这一文化的窠臼之中，他们不愿意固守在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却又很容易被贴上少数民族文学的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