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1)05-0107-13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21.05.008 从整个政治学理论流变的历史来看，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家中心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终结行为主义政治学统治时代进而开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知识进程的重要学术流派，具有理论转折点的知识地位。这一理论流派采用“以国家为中心”的知识进路，开启了现时代国家理论的新进程。较之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和传统政治学研究，该理论以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国家构建等概念为基础，关注国家重大政治社会变革，开放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命题，开拓出国家理论的新知识领域，引导新制度主义理论范式的生成，从而促成了西方政治学知识的整体转向。从这种意义上讲，国家中心范式构成了“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承继和深化了国家理论进程，对我们推动知识创新有诸多启发。 一、理解科学革命：基于范式转换的角度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知识创新都有深远影响的范式概念及以此为基础的科学革命论。对于范式(paradigm)这一科学革命论的核心概念，库恩本人并没有确定的解释，在他的论述中，从理论模式到世界观，从知识样式到研究共同体，都被纳入该概念的框架。“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我采用这个术语是想说明，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际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等等，说法不一而足。从本质而言，我们认为范式主要是指一套具有鲜明特色的理论体系，其他各种诠释可以看作是这一判断的理论衍生体。 库恩的范式在内容涵盖方面十分宽广，在表现形态上呈现为知识体系中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融合体，从而对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给出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回答。范式几乎是全方位的以科学理论为对象的知识范畴，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具体学科诸种理论具有共通的解释力。一般而言，范式是对特定理论模式或研究纲领的抽象表达，往往以整全性的知识形态而出现。特定的范式框定了学术研究的知识领域、厘清了基本概念、明确了分析视角、形成了固定的研究进路，因而从整体上确立了知识体系的独特性。在库恩的知识世界中，范式作为特定的理论体系进而衍生为特定知识领域研究群体之间形成的具有共识的世界观、科学理念乃至行为方式。范式构成了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这种学术规范性意义上的范式成为特定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进而，“范式”在理论内涵上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范式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或者说，正由于他们遵循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 特定范式所内涵的具有标志性的理论信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同时也对其所采用的理论视角、分析概念、知识进路等形成一种无形的约束。从社会建构论而言，范式对特定的研究者起到一种建构和规范的作用，基于共同的范式凝聚形成了特定的学术共同体。范式成为凝合了基础概念、理论层面、研究进路、语言风格、学者流派等于一体的抽象意义上的知识范畴。该意义上的范式所指称的理论模式或知识共同体具有鲜明的系统性特质，作为包含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内的理论概念，与一般而言的理论视角、研究进路、分析层次等有着内容涵盖上的明显差异。后面几个分析角度或层面并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范式，只是某一范式中的特定面相。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在现实中使用“范式”这个概念，呈现为一种“强”与“弱”的类型式差别。基于“强”意义上的范式，考量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历史流变，真正构成所谓范式的并不多，诸多理论流派或学派至多可以称之为一种“弱”意义上的范式。“强”意义上的范式，行为主义政治学或许可以作为一例，其与传统政治学相比呈现出某种范式意义上的差异性。 库恩基于范式这一概念而形成的科学革命论，对科学知识界占据重要位置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知识“逐渐积累”理论和波普尔意义上的批判理性主义关于科学知识“在证伪中的增长”观点形成了巨大挑战和深刻批判。在他看来，科学知识的进步并不表现为“累积”或“证伪”，而是以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转换”的方式来实现的，由此提出了以“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为理论核心的“科学革命论”。在知识从前科学时期发展进入常规科学时期后，新的范式构成了该知识领域中学术研究的共同理论规范。在新范式的指引下研究以累积式形态前进，但后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该范式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科学危机引发了新的科学革命，从而实现从这一范式到更新范式的转换，又进入更新的常规科学时期。知识的进步就是在这样的循环链条中实现的。库恩的科学革命动态模式可以表示为：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反常和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时期……由此可见，“范式转换”乃是库恩科学革命论的关键环节和核心所在。科学革命之所以会出现，是由于原有理论范式解释力日渐趋弱，大量与原范式相悖的“反常事实”不断出现，而新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则引导了知识进步，由此构成了范式转换所引导的科学革命。 从理论品质上来讲，一种范式并不见得比另一种范式优越，它们“不仅在逻辑上不相容，而且实际上也是不可通约的”[1]95。库恩这一论断对认为科学是积累式、线性发展、理性进步的辉格主义观点予以彻底的解构，甚至对科学与真理的现代性判断也形成了致命的打击，具有某种后现代理论的意蕴。由理论范式转换而带来的知识革命表现为：采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进路研究自然或社会事实，由于其所关注的研究重点的差异性，不同的研究对象或者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面相被纳入知识框架中，成为理论分析的中心主题，在具体的研究进程中形成了新的论点判断、论据材料和论证方法，进而构建了新的理论体系，开拓了新的知识领域，最终实现了研究进程的整体性转向和知识形态的综合性变革。库恩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史上大量事实证明“科学革命”并不是由于科学家渐进地或证伪地追求真理的结果，而是他们意识到了反常事件，寻找新范式解释的结果。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进而，这一理论形态上的变革也同时表现为一种知识群体上的变化，在知识共同体的层面上实现了新的分化与聚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