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先生在1989年夏天发表《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全面论证了西方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取得的胜利。“二十世纪见证了世界不断陷入意识形态狂暴的痉挛期之中……”“但是最终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取得了不可阻挡的胜利。”（注：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National Interest,16(Summer,1989),pp.3～18.）虽然有人对福山的新黑格尔主义式的推论过程不完全同意，但福山先生的结论却具有非凡的预见性。其结论不断地被十多年来的世界发展进程所证实。东欧的天鹅绒革命、苏联崩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世界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化进程凯歌行进……这些事件无一不是对“历史终结”的说明。本文可以算作是对《历史的终结》的一个最新的东亚版注解（注：对福山先生的“自由主义最终取得了胜利”的“历史终结论”，在作为批判正统和强势群体的左翼力量占有传统优势的西方思想界，显然受到了非难，与福山论点相反的“自由主义终结论”反而大行其道。这一现象在自由主义已取得彻底胜利并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方是正常和合理的。西方知识分子历来与正统和占优势的“权力”保持着一定的紧张度。作为社会的清道夫和牛虻，他们的“反”自由主义却起到了促进西方政治不断改良和进步的重要作用。但在东亚地区“自由主义”或者刚刚起步，或者还受到威权政治势力的打压而仅处于萌芽状态中。如果东亚的知识分子也邯郸学步，自以为站在理论潮头和学术前沿而引进这种西方版的“自由主义终结论”，会使具有进步价值取向的思想界同政治权力合流，最终沦为一只系在新权威主义这艘巨舰之尾的小舢板。在一些连人类基本自由都没有实现的国度或地区，谈论如何限制自由，如果不是荒谬，便是一桌架在饿死的人骨上的超级盛宴。）。文中的东亚资本主义所指范围包括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以及1949年前的中国等国家和地区。 东亚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从韦伯的中国命题开始 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未来趋势与东亚资本主义的起源路径息息相关。如果想对东亚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和演变进行梳理，还得首先从东亚资本主义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问题开始谈起。 关于东亚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论述以韦伯提出的中国命题为最早和最具有原创性。这主要集中在韦伯写于1905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1915年之后出版的《儒教与道教》之中。应该说，韦伯提出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命题是他研究西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时的副产品。韦伯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诞生与西方新教伦理(the protestant ethic)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国家缺乏包含有与西方新教伦理相近的精神，因而不会产生出近代资本主义。韦伯意在以之反观和证明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的独特性和惟一性，“是要寻找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注：（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在《儒教与道教》一书的结论部分，韦伯认为，“较之于西方，中国尽管具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就像在西方和东方的古代，或在印度和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一样，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然而，“可以预料，中国人同样能够（也许比日本人更加能够）在现代文化领域学会在技术与经济上均已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注：（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关于中国能够“学会”得到充分发展过的资本主义的原因，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作过论述。他把初生过程中的资本主义与取得胜利后的资本主义二者跟新教伦理的关系作了区分，认为在资本主义诞生时需要新教伦理的催生，但“胜利后的资本主义不再需要它的支撑，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的基石是机械”（注：（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二十世纪初期的韦伯已经认识到了西方宗教文化与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之间相互剥离的可能性。以上的论述构成了韦伯论证中国与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关系命题的两项主要内容：从发生学角度而言，中国没有产生西方理性资本主义的文化和其他社会结构条件；但有能力和有可能成功模仿成熟的资本主义体系。大体而言，韦伯命题的适用范围可以扩及与中国文明有亲缘关系的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历史上属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 自从韦伯命题诞生以来，出现了许多东西方学者对韦伯命题的解释和回应。赞同者不必说，反诘者大都从两个方向否定韦伯命题。 一是认为没有外国的入侵，资本主义也会在中国和日本内部自然生成。这种观点以中国学者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成果和贝拉在《德川宗教》一书中对日本的论证为代表。罗伯特·贝拉认为，日本在德川时代的宗教信仰与韦伯表述的西欧资本主义精神一样包含有共同的“理性化”和“合理化”成分（注：（美）R.贝拉：《德川宗教》（中译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五章。）。而在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一些学者不遗余力地从中国古代社会内部找寻资本主义萌芽的证据。其中一些观点甚至认为中国在南宋时期，在商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和部门里，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稀疏地出现了；在明清两代的主要手工业部门中资本主义萌芽更是有所发展（注：傅筑夫等：《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2页。）。在整个封建社会后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虽遭重重压迫，但中国固有的资本主义还是照样前进着（注：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页。）。“东方社会并非那么落后、停滞”，“原来认为差别很大的东西方，其实有许多是相同的、相似的”（注：马克垚等：《中国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中国历史上缺乏西方中世纪的城市自治，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中国就无法产生资本主义。”（注：马克垚等：《中国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在中国大陆，所有关于中国历史的标准教科书都持这一观点。这种主张实际上是毛泽东在1938年就作出的”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论断的阐释与翻版。1949年之后，毛泽东的这种说法更是取得了特殊地位，它已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的史学假说的范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