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19)06-0066-09 一个幽灵，民粹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2019年6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反对欧盟建制的民族主义政党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一共获得了112个席位，虽然没有出现选举前各国所担心的民粹主义占据议会半壁江山的窘迫局面，但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四国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政党均有效瓦解了中左和中右的选民基础，在选战中稳居第一大党。在此之前，英国脱欧公投的“黑天鹅”以巨大的政治意外重创了欧盟的政治团结；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新选择党在2017年大选中成为德国第三大党，是二战后首个进入联邦议院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发迹于互联网的“五星运动”，在2018年的选举中以31％的得票率一跃成为议会的第一大党。 就世界范围而言，民粹主义已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在上一轮美国大选的初选阶段，右翼民粹主义候选人特朗普和左翼民粹主义候选人桑德斯总共拿下了超过一半的选票。如果把初选的选票转化为国会议席，美国两大传统政党将沦为少数派，也就是出现法国今天的局面——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当选将戴高乐主义派(Gaullist)和社会党(Socialist)逼至尴尬的境地。民粹主义在工业文明的腹地强势来袭，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和担忧。这种担忧不无道理，政治学研究表明民粹主义通常具有预警政治危机的作用。①正因如此，理解民粹主义背后的政治危机已经成为近年来社会科学的重点关切。 客观地来看，欧洲国家对民粹主义并不陌生，由于多党制对弱小政治力量更为宽容，民粹主义政党得以在欧洲各国主流政坛的边缘占据一席之地。因此，想要解释某一国的民粹主义，会有许多具体而微的因素可供探究。但是，如果将问题升格至“为什么民粹主义浪潮得以席卷整个欧洲”，寻找答案的难度就会显著增加。最近一段时期的研究成果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用经济逻辑来解释民粹主义的兴起，作者本人早先的研究也遵从了类似路径，其基本着眼点是增长衰退和外部竞争恶化了中下阶层的经济处境，而主流政党无力应付全球资本主义在社会基层产生的代价。②经济解释具有相当多的合理性。2008年之前，欧洲经历了一个平稳时期，平均增长率维持在2.75％的水平，失业率降至7.2％，主要政党按部就班地处理着日常事务，欧洲一体化也稳步推进。2008年的金融海啸导致的萧条被普遍认为是民粹主义再度兴起的转折点。③ 然而，如果以一般的经济学指标来衡量欧洲国家的健康程度，并不容易作出“危机”的诊断。换句话说，欧洲主要国家的经济数据和社会指标基本处在“正常”甚至“优良”的区间内。虽然遭遇了金融危机的打击，但欧元区进行了缓慢但稳定的复苏，2016年的GDP增速为1.7％，2018年为1.8％，失业率也从高位大幅下降至7％左右。④以发达国家的总体标准来看，虽然欧洲的总体经济增长较为迟缓，失业率也较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高，但远不足以与现代经济史上历次大动荡时期的数据相提并论。⑤经济领域之外，就社会的健全和发达程度而言，欧盟国家更是全球的领跑者。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4年的数据，全世界范围内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最高的30个国家中，欧洲国家占了20个。⑥以绝大部分指标体系来衡量，欧洲都不太可能成为“危机”的温床。充分考虑以上事实，作者认为，欧洲民粹主义的兴起必然存在非经济的结构性因素，这种因素不仅存在于某一国家而是为许多国家所共有。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便是试图突破单一经济逻辑的限制，进入政治社会领域深度探究欧洲民粹主义的内在动力。 本文的论述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厘清民粹主义的基本概念，排除一些经常被提及但实则与民粹主义无关的变量；其次引入阶层分析，描述欧洲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并讨论这种变化如何削弱了精英的合法性并导致了民粹主义；最后通过案例分析体现经济逻辑的不足，引入身份理论来深化对民粹主义内在动力的理解。 一、民粹主义不是什么 民粹主义是一个既难以描述又不容易简化的概念。英文中的“populism”可追溯至19世纪90年代成立的美国人民党，彼时美国民粹主义的主要动力来自农民的严重贫困和谷物价格的显著下滑。⑦俄文语境中的民粹主义(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一般用来特指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民粹派运动，而英语的“民粹主义”一词也用来翻译俄国民粹派运动。⑧虽然使用了类似的词汇，但俄国民粹派与美国人民党的思想基础截然不同，俄国民粹派本质上是集体主义的，追求公社的理想而忽略个体的自由权利。相反，美国人民党对任何“社会主义”式的联合都不感兴趣，它的政治主张始终更接近个体自由主义。现代社会科学所使用的民粹主义概念主要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英语世界政治学者的定义，其内涵与人民党及民粹派的原始意义都已有了很大区别。 一旦触及概念问题，读者会迫切想要厘清其内涵和外延，然而，这项极为合理的要求在民粹主义身上并不容易满足，因为民粹主义和“囚徒困境”“累进制税收”等不属于同一类型的概念，后者有较为确凿固定的含义，而前者更多的是一种“浮动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也称作empty signifier)。“浮动的能指”本身并不承载一成不变的内容和意义，它可以吸收千差万别的意识形态、道德信仰和政治目标，并将其统合在一起，因而具有超强的可锻性。这一术语的创造者哲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浮动的能指”具备一种特殊的潜能，它“在不同的对象看来意味着不同的含义，它能够代表众多甚至任何一种所指，其含义随解读者的愿望而定”。正因如此，“浮动的能指”可以包含相互冲突的原则和目标而不出现分裂。⑨因此，“浮动的能指”不存在可以明确表述的意义系统，它能够向不同的人群提供不同的内容。⑩面对这样的概念，厘清其内涵和外延是不可能的任务，比较有帮助的做法是思考这一概念“不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