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式国民身份

作 者:

作者简介:
弗朗西斯·福山,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原文出处: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内容提要:

近些年来,世界政治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身份政治的兴起。当代西方世界所面临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如英国脱欧、难民危机、民粹主义抬头等,都与身份政治密切相关。对政治问题的既有分析多从经济或意识形态入手,现在需要更多从“身份”角度进行解释,因为以往被主流社会所忽视的各种群体纷纷要求获得承认和尊重,在这种情况下,左翼的关注点从工人阶层转向少数群体,而感到地位下降的白人工人则投向了右翼。这种身份政治削弱了人们对更重要问题的关注,以致社会更加分裂和碎片化,集体行动和决策变得更加困难,而且也对言论自由构成威胁。为克服这种身份政治的危害,需要围绕一国的核心价值观确立一种超越种族、民族或宗教差异的“信念式国民身份”,并通过公民教育等方式推动移民同化。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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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十年来,世界政治经历了一场戏剧性的转变。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21世纪前10年,选举民主制国家从大约35个增加到110多个。同期,全世界商品和服务的产出也翻了两番,增长几乎覆盖到了世界所有地区。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大幅下降,从1993年占全球人口的42%下降到2008年的18%。

       但并非所有人都从这些变化中获益。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发达民主国家,经济不平等极度加剧,因为增长的受益者主要还是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越来越多的商品、金钱和人员从一处向另一处转移,这一过程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尤其是在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开始的欧元危机中,精英阶层制定的政策导致了大幅衰退、高失业率和数百万普通工人收入下降。由于美国和欧盟是自由民主制政体的主要范例,这几次危机损害了整个自由民主体系的声誉。

       实际上,近年来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减少,民主制度几乎在世界所有地区都有所萎缩。与此同时,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许多威权国家则更加自信。一些在20世纪90年代似乎很成功的自由民主制国家——包括匈牙利、波兰、泰国和土耳其——已经倒退回威权主义。2010-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对整个中东地区的既有统治形成破坏,但在民主化方面收效甚微。更令人惊讶的,或许也是更重要的例子是,在世界两个最老牌自由民主制国家2016年的公投或选举中,民粹民族主义都获得了成功:在英国,选民投票离开欧盟;在美国,特朗普以令人不安的方式意外当选总统。

       所有这些事态变化在某种意义上都与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转变有关。但它们也根植于另一种不同的现象:身份政治的兴起。20世纪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问题决定的,左翼政治侧重于工人、工会、社会福利计划和再分配政策,而右翼所关心的主要是缩小政府规模和促进私营企业发展。然而相比于经济或意识形态问题,今天的政治更多的是由身份问题来决定的。当前,在许多民主国家,左翼对构建更广泛经济平等的兴趣减弱,而更多地去促进各种边缘群体的利益,如少数族裔、移民、难民、女性和LGBT群体。①与此同时,右翼则重新定义了其核心使命——对传统民族身份的爱国式保护,这种身份通常与种族、民族或宗教明确相关。

       这种转变颠覆了一个悠久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即将政治斗争视为经济冲突的反映。但是,人类不仅受物质利益驱使,也受到其他事物和力量的激励,而后者可以对当今的情况作出更好的解释。在世界各地,政治领袖们用这种观念把追随者动员起来——“你们的尊严遭到了挑战,必须得到恢复。”

       屈辱带来的愤恨在民主国家也形成一种强大力量,比如“珍视黑人生命运动”(Black Life Matters Movement),它由一系列广为人知的警察杀害非裔美国人事件而引发,促使整个世界关注美国警察的暴行及其受害者。在美国大学校园和职场,女性对似乎已成泛滥趋势的性骚扰和性侵犯愤怒不已,她们认为,男性根本未将她们视为平等个体。跨性别者原来并不是普遍受歧视对象,其权利现在也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争议问题。许多投票给特朗普的人都怀念过去更美好的时光,他们相信那时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这些群体一次又一次地认为,他们的身份——无论是民族、宗教、种族、性、性别还是其他——没有获得足够的承认。身份政治不再是一个次要现象,而只在大学校园这种狭小范围内受到关注,或者只在大众媒体推动的“文化战争”中充当背景道具。相反,身份政治已成为一个重要概念,它可以解释全球事务的大部分内容。

       现代自由民主制国家因此面临重大挑战。全球化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急速变化,社会更加多样化,此前被主流社会所忽视的群体有了身份认可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引起了其他群体的强烈抵制,让其产生了地位丧失、被取代的感觉。越来越精细的身份划分使民主社会分裂成碎片,威胁到整个社会进行公共协商和集体行动的可能,进而导致国家衰微,最终走向失败。除非这些自由民主制国家能够回归到对人类尊严更普遍的理解,否则它们将注定使自己和世界陷入持续的冲突。

       灵魂的第三部分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行为是由对物质资源或物品的欲望所驱使的。这种观念深深根植于西方政治思想,构成了当代大部分社会科学的基础。但它忽略了古典哲学家认识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对尊严的渴望。苏格拉底认为,这种渴望形成了人类灵魂中不可或缺的“第三部分”,即与“欲望”(desiring part)和“理性”(calculating part)共存的部分。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将这个部分称为thymos,英语勉强译为“精神”(spirit)。

       在政治上,thymos以两种形式表达。第一种可以称为“megalothymia”,即渴望被认为高人一等。前民主社会基于等级制度,相信某一类人——贵族(nobles,aristocrats)、皇室成员——具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性,这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础。megalothymia的问题在于,对于每个被认为高人一等的人来说,更多的人被认为是下等的,他们作为人的价值从未得到公共的承认。当一个人不被尊重时,会产生强烈的愤恨感。这是另一种同样强烈的情感,我称之为“isothymia”,即渴望被视为与其他每个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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