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是“界定政治行动发生的环境的经验信念、政治态度、表征符号和价值的系统。”[1]它通过政治行为而体现出政治共同体基本的政治倾向。政治文化一方面构成政治系统的基础和环境，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个体政治取向模式的特殊分布。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然而，由于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性，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呈现出与已经完成社会转型的发达国家的地区明显不同的特征，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其政治发展进程中，由于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分离，政治文化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形式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基本摆脱了形式主义的政治文化上的矛盾性特征（在传统社会也基本上不存在这种形式主义）[2]。因此，形式主义也就成为发展中国家一种徒具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政治模式而缺乏真正的政治实践的独特的政治现象。固然，在发展中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程度、领袖或统治集团的品性和取向、对发达国家和地区文化扩散之影响的反应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形式主义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原因，但是无可否认，它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中国政治系统、政治结构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同样大量存在着形式主义的东西。毛泽东曾说“形式主义害死人”，即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形式主义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在中共的许多文件中也多有对形式主义的批判性内容。在最近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甚至把形式主义称作是“未能根治的顽症”，并且“已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敌，成为我们实干兴邦的一大障碍。”[3] 因此，作为一个政治学者，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形式主义就成为一项不可等闲视之的任务，而这或许能够对发展中的中国克服形式主义有所助益。 本文将主要讨论形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根源、表现及其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并尝试提出一些克服形式主义的途径。 一、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 从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来看，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一般而言，两者表现出较高程度的一致，因而政治文化是同质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对维系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规范等，有着基本的共识，并多认为是带有终极意义的和神圣不可改变的。在此情况下，两个方面自然能够达到一致。在现代社会中，尽管各种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但为维系这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秩序，人们依然能够遵守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两个方面仍然能够协调一致。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之间经常不一致，两者存在相当的差距，政治文化异质感强烈，这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形式主义泛滥成灾的根源之所在。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之间的不一致呢？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文化的变迁，“部分由于与外界的接触，部分由于现代化的内在化过程”[4]。这种认识实际上为我们探究发展中国家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彼此分离的原因提供了两条线索，即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外生”性质和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独特过程。 以现代化历程的起步时间和启动方式为标准，世界上的国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无疑属于后者，因为其现代化“最初的诱发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5]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踏上现代化之路，都不可避免地要承受那些已经完成社会转型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的辐射。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不论它们在后来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在选择自己的发展目标和模式时，无一例外地都是以发达的西方国家为蓝本的。既然如此，在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的规定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们自然也就把眼光瞄向了西方，期望能够在西方文明中寻找到发展现代化的救世良方和“根本解决”之途。这时，西方的各色各样的主义便纷纷输入进来。象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期间，几乎当时世界的各种主要思潮——“从新实在论到尼采主义、国家主义，从柏格森、倭铿、杜里舒以及康德的先验主义到马赫、孔德以及英美经验主义、实验主义，从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文主义到旨在救治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社会主义学说，……”[6]——都蜂拥而入中国。尽管主义与主义之间相去甚远，“但对于为中国社会寻求出路的人们来说，它们曾经是同样富有吸引力的救世真义。每一种主义周围，都汇聚过有志于救治世病的知识分子。”[7]这时，发展中国家一旦开启了现代化的大门，开始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其所拥有的传统文化，便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强有力的挑战，同时它也基本丧失了可以统摄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功能。但是，输入本国的西方文明是否就会自动承担起统摄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功能呢？ 任何一种文化模式，都必须经过制度化的过程，也就是人们由认同这种文化模式，进而逐步把这种文化模式内化为自己的文化模式，才能够按照它所提供的价值观念和规范行事。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在发展中国家输入的种种主义，很大程度上只是政治精英对现代观念的选择。政治精英也可能因循种种的主义而为本国的政治发展预设了较高的目标，甚至创设了现代的政治形式，但它们仅仅是处于游离态的观念和观念的产物而已。而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的关于社会变迁的观点来审观，这是一种“文化超前”的不正常状态。这种种的主义乃至具有现代色彩的政治形式，却由于没有现实的基础而无法内化为人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无法形成一整套为大家共同接受和践行的制度。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观念和行为的不一致的评价应是恰如其分的。他说：“多数国家的人们开始接受民主的说词和观念，但却很少把民主付诸实施。”[8]在“文化超前”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在理念的表达上，在日常的词藻中，在政治制度的架构上，几乎和西方国家并无二致，但在实践层面（行为模式）上，和观念（文化模式）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传统文化丧失了统摄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功能的情况下，西方文明充其量只是承担起了统摄人们思想的功能，却无法统摄人们的行为，于是，言与行、表与里的不一致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此可谓超前的文化模式与具体的行为模式出现了脱节。在这种情况下，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则直接衍生出了政治文化中的形式主义的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