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国家形态理论解释的新概念反思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师伟(1973-),男,山西汾阳人,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思想史,西安 710122;王宁,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西安 710122

原文出处: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中国传统国家形态研究的理论问题是“国家”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姚中秋教授提出的“生产型国家”立足于中西不同国家传统的比较,用以对中国的传统国家形态进行理论解释。作为一个新概念,它体现了偏重在较长历史时段理解和解释中国传统国家形态的整体性认识。这种认识与学界已有的诸多观点,如早熟国家、关系国家、领土国家等,均存有一定程度的理论张力。它显示了理解传统中国国家属性、功能及形态等的特殊视角,在理论上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但“生产型国家”的概念,还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面,相对缺少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证成。从国家形态类型划分的角度看,“生产型国家”概念还需要进一步地阐释和论证,明确它的独特内涵,界定它的所指范围。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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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22)04-0081-09

      中国传统国家在国家形态上的独特性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许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一些特定的理论解释,并形成了诸多有着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侯外庐、黄仁宇等学者在接受马克思“国家早熟”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1](P11);徐勇、杨光斌等学者则在进一步梳理前辈学者“早熟论”的基础上,辨析并反思了有关观点[2],提出了“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叠加”、“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以新的形式保留和延续下来”[2]等观点,进一步撇开早熟论而探究了关系叠加对于中国传统国家形态及国家成长的影响;李峰、张应峰等学者充分挖掘了领土要素在国家起源与形态中的核心作用,“中国早期国家的领土观念……明确以疆界为领土标志,对领土内的资源拥有排外性的权力”[3],表明中国传统国家的早初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疆界的形成,探究了领土要素对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推动与形态塑造意义。

      姚中秋教授2020年发表的《生产型国家与军事贸易国家》一文,提出了生产型国家的新概念,用来解释中国传统的国家类型。他强调“中国国家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商业活动内部化,故为生产型国家,生产是国家的生命线”[4]。文章的论述立足于中西国家功能的比较,作者既通过在历史长时段中攫取中西方国家的某些关键节点,呈现二者的不同政治结构与国家精神;又通过对这些节点的攫取分析,将中国几千年来生产型国家的间断与延续完整呈现出来,在理论上凸显传统中国作为生产型国家的国家形态独特性。从事实上来看,传统中国确实呈现出一种浓郁的以生产为本的国家形态特征,但这一新概念在目前的使用还较倾向于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难以满足严谨的理论证成与使用需求。它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任何国家中生产职能的普遍性来论证生产型国家,并因此未能详细地说明生产型国家在理论上如何独特地对待生产职能;另外,在生产型国家的新概念中,对于国家生产职能以何种具体标准而呈现的问题也缺失了细致的学理分析,使这种新概念的理论证成留有一点遗憾之处。本文基于人类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不同国家普遍具有生产职能,进一步探究了生产职能在生产型国家中的比重与地位,从传统国家的立国思想、官制体系与具体政令出发,补充性证明了中国是生产型国家的新概念标准问题。

      一、超越普遍而存在的国家生产职能

      姚中秋教授从国家形态的两种理想类型出发,提出了生产型国家与军事贸易型国家的新概念,认为“华夏国家以超大规模同质化农业生产体系为根本”,并由此而形成“生产型国家”,西方“军事贸易国家中战争与贸易关乎国家之生与死”[4],相应地形成了“军事贸易型国家”。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以生产与军事贸易职能区别,解释了人类历史中出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形态,以及由这种不同所反映的中国传统国家形态的独特性。但实际上从新概念的应用来看,生产型国家独特性的合理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种国家形态划分的标准合理与否。这两种国家形态的不同,既非体现为国家生产职能的有无,也非政府职能的多少。因为从普遍意义上来说,人类早期国家都面临着如何更好地应对社会公共性难题以求生存的基本问题,并在这一基础上演绎出了政治上较为成熟的国家形态,所不同的只是中西方国家在以生产求生存、以军事贸易求生存的职能偏好与侧重上有所不同。因此准确地说,生产型国家的生产并非其独有,中国国家形态的独特背后,必然隐藏着人类国家中应早期社会要求而衍生出的普遍存在的生产职能基础。

      生存是人之根本,不同人类族群在生产力不甚发达的情况下,都共同面临着何以求生存的社会公共性难题。在解答这一难题的过程中,生活于不同地理区域的人们各自演进出了独特的生存方式、文明惯性及不同的社会关系形态。以中西文明的源头为例,古中国诞生于关中平原、汾渭盆地、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平原之间,较大规模的地域空间、较肥沃的土壤条件与较适宜的气候环境,驱使着人们自发地选择以农耕生产为主的生存方式,同时也塑造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同质化趋向。这就使得族群之间战争与掠夺所产生的收益较小,并由此进一步塑造并固定了生产而非掠夺的生存方式,合作而非战争的社会族群关系。西方文明的源头发生于地形较为支离破碎的希腊半岛,山地环绕毗邻海洋,跨地贸易较为方便,大规模的农业种植生产却难以为继,生产性活动难以作为排他性存在来支撑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何以求生存的问题上自然选择了以军事掠夺及贸易为主的生存方式,与以探险和征服精神为主的生存哲学,“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5](P55)这种生存观念与方式和山川阻隔所造就的人口异质化模式共同塑造了它们以掠夺、贸易而非生产、劳动为主的生存方式,以征服而非合作为主的社会族群关系。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形态与生存方式使得“人类社会在地域差异上的不同已然非常鲜明,并由此而决定了各自在此后数千年的历史命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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