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1)02-0160-09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g Giddens)曾言，生活在现代国家中的人们从不怀疑自己是特定国家的“公民”，而且也无不注意到国家在其生活中所扮演的多样性角色①。公民在国家中的这种地位一方面形成了个体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另一方面则使个体对国家形成复杂的情感关系，尤其是“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从最简单的角度衡量，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似乎是一种简单对应的关系，即取得了某个国家公民身份的个体，他在政治上所认同的也相应地会是这个国家。生理和政治上生活在某个国家而心理上却认同另一个国家的情形似乎是反常的、不合理的。通过对现有相关理论的检视和将它们置于更加复杂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实际上有着更加复杂的关系，它们之间还可以是模糊或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和双向建构的关系。 要理解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首先必须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有所了解。按照著名公民身份理论家托马斯·雅诺斯基(Thomas Janoski)的界定，公民身份表示个体在国家中拥有的正式成员资格以及与这一资格相联系的权利和义务②。公民身份理论通常可以划分为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大传统。前者强调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后者则强调公民责任和公民情感的重要性。由于权利通常是和义务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当我们谈论公民身份的时候，通常把它看作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二是公民的情感与归属。诚如哈贝马斯所言，公民身份“具有双重特征，一种是由公民权利确立的身份，另一种是文化民族的归属感”③。“认同”(identity)则通常表达了三种涵义：一是“同一”、“等同”，指事物在不同时空条件下所具有的连贯性；二是“确认”、“归属”，指个体或群体辨识自己的特色，确认归属于哪一类属；三是“赞同”、“同意”，指个体或群体对事物或观点所持的肯定态度④。认同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如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群体认同、政治认同等。国家认同只是各种认同形式当中的一种。它既包括对政治权力、政治制度、政治运作等的政治认同，也包括对领土主权、民族同胞、象征文化等的文化认同。例如，台湾学者江宜桦认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都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层面，他们共同创造了公民对国家忠诚的感情。”⑤社群主义者沃尔泽(Michael Walzer)也注意到“国家认同包含政治与文化两个面向”⑥。 公民身份是现代政治的基础。但是，一方面，由于拥有同样身份地位的公民通常归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如民族、种族或者族群，导致他们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经常脱节，甚至是背离，从而使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变得复杂化。另一方面，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现代性和全球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的支流四溢，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也被楔入了许多失谐的因子。这表现在，公民身份不仅在范围上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形成欧洲公民身份等世界主义的公民身份，而且在内容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复杂性，出现性向、生态、文化等其他公民身份类型。公民身份的变化不仅给以国家和权利作为言说对象的传统公民身份造成张力，而且还使公民的政治认同超越国家的层次，表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趋势。面对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日益增加的张力，许多学者开始反思和思考，出现了“维系论”、“切割论”和“匹配论”三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维系论”从国家认同是维系公民身份的最有效手段的角度出发，认为公民身份如果不与国家认同结合在一起，将会使自身变成一个空洞无物的概念。“维系论”的这种看法与其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公民身份的立场相一致。在它看来，公民身份如果不建立在共同历史、政治文化和共同命运感的基础上，将导致自身变成一种纯粹以私人利益为基础的“简单互惠关系”。如果这样的话，不仅将导致公民身份变得虚弱无力，而且还将损害到国家，使之除了能够为其成员提供最基本的安全之外无能为力。在它看来，公民身份倘若要变得富有含义和坚强有力，那就必须与国家的历史、象征、民族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例如，金里卡认为：公民身份涉及在各种选项之中作出选择，而共同体文化则不仅提供了这些选项，而且还使公民身份变得富有意义⑦。德沃金也认为：共同体文化“为我们提供了用来识别有价值的经验的眼镜”⑧。言下之意，共同体文化构成了公民身份的底色，个体落实其公民身份的能力依赖于其认同和掌握共同体文化的能力⑨。从这种立场出发，“维系论”认为，对于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优先于公民身份。文化认同是公民身份存在的土壤，只有将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牢固地捆绑在一起，公民身份才会变得充满意义、才能得到实现。 “切割论”则从对立的立场出发，试图割裂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将公民身份扩展到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外。这一观点认为，国家认同尽管重要，但它并不是公民惟一的认同形式，宗教、阶级、性别、环境等也是公民认同的基本对象。既然公民认同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切断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也就未必导致前者失去其文化之根和变得空洞无物。更有甚者，以文化差异作为公民身份存在的理由，将导致公民身份更加具有排斥性，使主流民族或种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无法真正享有公民身份。除此之外，“切割论”还从全球化的立场出发，认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已不再构成全球关系网络中的重要结点，跨国公司组织、全球NGO组织以及大量其他国际组织与民族国家一起共同编织起了一张覆盖全球的治理网络。在这一网络中，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已不再能够单独通过民族国家而得到维持。同时，从公民身份的责任来看，当今环境破坏、全球不平等、全球移民等问题的涌现也要求我们割裂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的固定关联，思考自身与其他共同体的责任。以全球移民为例，跨国移民的加速使民族国家的构成明显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倘若要建立平等而有序的社会，那就必须利用公民身份的平等精神，并且将它与民族、国家等观念分离开来”⑩。总之，不论从国内还是从全球的角度衡量，公民身份都必须割裂与民族国家的关联，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公民身份的普遍主义与民族国家的排斥性之间的矛盾，划清公民身份与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界限”(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