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发展

作 者:

作者简介:
[美]罗伯特·H.贝茨等

原文出处: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内容提要:

本文以政治责任和政治秩序为主线,利用非洲46个国家1970—1995年间的数据资料,运用博弈论构建模型以分析影响非洲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和政治制度安排,证明了政治改革对公共政策的有限影响,指出了非洲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的政治陷阱。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8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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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过对政治责任和政治秩序这两个基本主题的研究,探讨了非洲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其中,政治责任是指,政治精英为了维系统治而运用权力满足被统治者的利益时,他们是有责任感的;政治秩序则是指人们强行保护而非侵犯财产权的程度。许多人认为,只要有了政治责任,执政者就会制定政策来增加个人福利;只要有了政治秩序,财产权就会得到保障。

      文章利用当代非洲政治改革、政治秩序及其对政府行为影响的大量资料,证实了政治改革对公共政策的有限影响,阐明了改革和冲突之间的关系,论证了限制非洲发展的政治陷阱。

      一、政治责任

      在20世纪的后几十年中,那些支持非洲经济发展的人同样拥护非洲的政治改革。他们把经济发展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政府政策的失误,如寻租之风,某些宏观经济政策的采纳使市场信号失真进而削弱了投资的积极性,以及难以有效利用稀缺资源。为了增进非洲的政治责任,改革者们倡导引入竞争性选举。人们对经济改良的渴望也推动了竞争性选举在非洲的发展。非洲在1960-1994年间经济增长缓慢,在探寻其影响因素时,有人将非洲经济发展不足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余值的缓慢增长”。为了解释这一发现,他们强调独裁的影响,并像其他学者一样认为非洲的经济衰退与独裁是相关的。

      在下一节,我们建立了一个政治责任模型,以政治制度与政策选择关系的公式化来阐明改革家们争议背后的逻辑。模型采用非洲和全球的样本数据来进行实证检验。文中的数据取自46个非洲国家,时间跨度为1970—1995年。

      (一)模型

      为了探求政府责任产生的动机,我们设定了一个博弈,其中如果政府(G)是通过政党的代表选举团(M)而执政,其靠抽取租金来获得效用。选举团可以是狭义的——比如说某位将军或首领;也可以是广义的,如某个立法机构或选区。由于缺乏约束机制,选举团有理由怀疑政府是否会履行其诺言。选举团由此采取一套惩罚策略:如果在一段既定时间内,经济运行没能达到预期目标,那么,他们就会“炒”政府“鱿鱼”。鉴于政府想要继续当权,选举团的策略选择使政府有动力利用财政收入为那些争取执政机会的人谋取利益,这里的责任问题其实是契约理论中的问题之一,也可称之为委托代理问题。

      此模型是个三阶段的动态博弈。在第一阶段,每个公民独自选择最低的满意水平,[J];在第二阶段,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在第三阶段,公民选择是否让该政府继续执政。如果有M个公民同意,政府就继续执政。如果有少于M个公民支持政府,那么该政府就会倒台,其概率为1-q[q∈(0,1)]。当政府解散后,一个新政府将取而代之。因此,博弈又重回到了第一阶段,即公民选择标准以评价执政政府的表现。

      (二)模型分析

      在探究公民约束政府行为能力的同时,我们也在探寻,当政府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时,当政府能满足一些集团(M个委托人)的需求并且使任一委托人都没有动机改变其策略时,公民使用回溯性投票规则的临界点{[J]}的条件。在这样的一个均衡状态中,政府被认为是负责任的:其成为委托人的代理人。政府以租金形式使用公共收入的行为受到了约束;相反,为了重新执政,其将提供一些公共产品。

      本模型的逻辑表明政府以征税获取私利的程度随以下几个因素而降低:

      (1)政府贴现率。如果政府对是否继续留任并不十分在意,它就会更倾向于冒险疏远其代表选举团,因而也就更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2)决定性联盟的性质。政府制度规定的否决点越高,决定性联盟的范围就越广。政府重掌政权所需的费用越多,以提供公共产品为核心的策略就越具有吸引力。

      (3)经济基础的结构。就约束个人挪用公共收入的必要性而言,税基的弹性越高,税收水平就会越低,其“代价”也会越高。因此,为了维护政府利益,政府绝不能一厢情愿地谋取私利,而应把税收用于满足公共利益。此外,此模型也可用于检验政治责任与政府选择之间的关系。

      (三)实证检验

      为了验证以上讨论的正确性,我们收集整理了非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在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方面的相关数据。作为统一的标准,我们把变量全部大写。为了研究制度对政策选择的影响,我们使用了下面两个量度标准。第一个标准来自于政治风险顾问公司出版的《国别风险的国际指南》,并使用了由国际投资者专门小组提供的数据。该小组每年都从政治、经济和金融风险等多方面地对政府进行评估。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度量标准QUAL(公共政策的质量),将政府腐败的倾向等级同政府掠夺的可能性联系起来。我们根据对主要内容的评估来对这两个等级进行加权以获得相应的数据。由此计算出的要素得分度量了分配性政策实施倾向和利用公共权力的机会主义行为。

      第二个度量标准是世界银行的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Country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Assessment,下称CPIA),世界银行每年都对向其借款的政府的行为进行年度评估,CPIA使我们能够评估政府营造可持续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避免严重经济扭曲的努力程度。世行的评估等级涵盖了政府在20个特定领域内的政策表现,这20个领域共分为四大类:宏观经济管理、公共部门管理、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增长的政策以及减少不平等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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