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两个转向：一是在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上，从宏观转向微观，从制度规范转向具体的权力实践；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从规范研究、制度研究转向行为主义导向的实证研究。随着实践发展与研究进步，实证研究越来越普遍，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经验实证分析和个案研究方法呈现不断上升趋势①；政治学研究成果中，经验研究所占比重不断增大，基层政治实证研究成为重点领域②。从近年发表的政治学成果看，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成果数量呈现快速上升趋势③。实证研究日益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④。 这既是中国政治实践发展的产物，也是政治学研究者学术自觉的结果，更是总结中国政治经验、探讨中国政治理论、创建中国政治话语体系，自主建设中国政治学科的需要。整体来看，政治学实证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效，目前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有必要对其进行总结、反思和进一步探讨。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梳理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历程，提出本文研究的主题；第二，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论角度，探讨政治学实证研究路径改进的三个方面；第三，从知识生产角度，对如何生产与中国政治发展成就相匹配并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政治学知识和理论作进一步思考。 一、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发展阶段 当代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是在反思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和探索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一个不断反思和逐渐自主的过程，与政治学者对“实证”的理解和认识有关。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政治学者对“实证”有四种理解：一是经验意义上的，指政治学研究的实践经验或资料；二是方法意义上的，指收集和获得政治实践经验、资料的方法和手段；三是路径意义上的，与规范研究路径相对应，指基于实证材料的定性或定量分析，或将两者结合并得出相应结论的过程；四是理论意义上的，指基于政治实践的理论总结。一般情况下，这四种理解不仅是一个整体，而且有顺序，沿着“经验-方法-路径-理论”的方向递进。然而，研究者的研究背景和领域不同，出发点和切入点就不同，对“实证”的理解和认识就有了不同，“实证研究”就有了不同层次和阶段的划分。据此，我们可以把当代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发展历程分为“反省”“自觉”和“自主”三个阶段： (一)“反省”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反省”既意味着对既有政治理论的检视，也意味着“实证研究”开始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范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治学者对实证方法的引介、运用以及质疑上。区别于制度解释和规范研究，早在1985年就有研究者提出要借鉴实证方法(及度量研究)⑤。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学术研究的“重心下沉”，在农村政治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开始运用实地调查研究方法，特别是经验实证分析和微观个案研究等方法⑥。与此同时，有研究者认为要审慎运用实证方法，要充分认识到实证方法的弊端和不足，如局限于经验材料，没有理论预设或是理论预设不规范，以及对个案研究的普遍性意义的局限性考虑不充分，等等⑦。其次，开始认识到社会现实对政治学研究有着基础性作用。有学者认为：“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命力就在于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现实……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是政治学应有的属性和重要特征。”⑧最后，形成了一些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成果，如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⑨。 (二)“自觉”阶段(21世纪第一个10年) 首先，重视政治实践，把现实问题提高到政治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有学者认为：“研究社会生活中现实的政治问题是政治学发展的动力，政治学研究实际的政治问题是作为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应承担的历史任务。”⑩这不仅道出了政治学研究的动力，也明确了政治学的学科使命。其次，政治学者在对实证方法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保持警醒的同时，强调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两种方法同等重要。关于前一个方面，有学者认为实证研究的结果只会走向唯科学主义或唯实证主义(11)；有学者反思田野实证研究方法，认为实证研究在程度和深度层面无法满足政治学研究的要求(12)。关于后一个方面，有研究者认为，尽管实证研究作为研究方法源自西方，但当代的中国政治学研究同样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13)。有研究者认为两种方法具有“同等重要性”，应“结合”和“并举”(14)。这一观点为越来越多的政治学研究者所认可。最后，学界开始产生建立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意识。形成这一自主意识的根源在于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学发展之间的巨大落差(15)。以此为基础，有学者认为应该结合中国本土经验界定一系列清晰的政治学范畴、方法、分析框架，认为这些才是建构中国政治学的重要内容(16)。与此相关的政治学代表性成果有：荣敬本等提出的“压力型体制”(17)(虽然它产生于20世纪末，但从实证研究方法论角度看，应归于自觉阶段)，周黎安等总结的“锦标赛体制”(18)，俞可平主持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典型案例经验总结及政府创新、政策扩散等研究成果(19)，以及景跃进等主编的《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20)，等等。 (三)“自主”阶段(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 首先，继续反思和扩展实证研究方法。政治学者对实证研究局限性的认识更为清醒，对规范与实证两种研究方法各自功能的认识更加清晰(21)；有学者提出应转换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创新研究方法，要更注重实证性研究、经验性研究(22)。一些新兴实证研究方法也被引介和运用到中国政治学研究中：一是基于因果机制的实验政治学，在逐步引介国外成果过程中，一些研究者运用调查实验方法探讨了政治参与、政策回应及政策传播等问题；二是扎根理论，这一理论在被引介和反思的同时，也被运用到基层协商民主、公共服务和社区治理等研究中；三是大数据催生的计算政治学，这一方法目前仍然处于引介阶段。 其次，实证研究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路径。在关于规范、实证研究方法优劣的讨论中，有研究者认为应该回到研究的问题，特别是问题发生的国度和历史、经济、社会背景。于是，“回到中国”就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有学者提出方法论上同样要“以中国为方法”(23)。这意味着，实证研究已从方法层次发展到研究路径层次。有学者认为：“通过发现事实，使得政治学研究的视野进入一个全新的通道。”(24)有学者认为，在直接经验基础上总结、概括和提炼出新知识，是政治学实现有效知识供给的重要途径(25)。还有学者认为，基于田野的调查研究是推进社会科学、政治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必经之路(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