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与政治信任的关系

——以中国农民的政治信任为考察对象

作 者:

作者简介:
卢春龙,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严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088 卢春龙(1976- ),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政治文化研究; 严挺(1977- ),男,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博士,从事政治学定量方法研究。

原文出处:
学习与探索

内容提要:

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最本质的差别在于,传统媒体是“主导受众型”,而网络新媒体则是“受众主导型”。这一差异产生了不同的政治效应:传统媒体促进了农村居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而网络新媒体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种政治信任。与此同时,新旧媒体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差序格局,即随着政府的层级越低,其影响力度越小。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6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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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5)12~0048~09

       修订日期:2015-07-05

       政治传播学是政治学和新闻传播学的交叉学科,它是主要研究政治信息的生产、传播过程以及效应的学科。这一学科包括了对媒体的研究、对政治人物公开言论的研究,以及对那些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话语的解读,甚至包括社会公众之间正式的、非正式的交流与沟通的研究[1]。根据诺里斯(Pippa Norris)的定义,政治传播是一个在政治人物、新闻媒体以及公众之间传播的互动性过程,政治传播既包括自上而下的过程,这一过程把政府机构的政治信息传递给公众;也包括自下而上的过程,这一过程把公众的舆论意见传递给政府[2]。如果根据传播的过程来划分,我们可以把政治传播划分为三个阶段:政治信息的生产、政治信息的传播机制与政治信息的效应。其中,政治信息的效应主要研究政治传播所承载的信息对于受众的影响。这一类研究主要从个体层面来考察社会公众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信仰是怎样由于接受了不同的政治信息内容而发生改变的。

       通过考察过去60年间政治传播模式的变迁,我们可以把政治传播模式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二战”结束之后的20年。在这一阶段,政党是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人们视政党为社会改革的主要发起者与争论者。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对政党的认同非常强烈,并且主要通过所支持的政党来接触政治信息。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至80代末,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电视开始成为政治传播的主要载体,电视的出现颠覆了政治传播的传统方式。作为一种有声音、有图像的传播方式,电视新闻开始成为政治传播的主要媒介,这改变了传统的以政党认同为主导的政治传播方式,社会公众的政党认同也开始削弱。第三个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一阶段的主要标志就是网络新媒体的兴起。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革命,各种不同类型的新社交媒体随之兴起,如博客、微信等,这些网络新媒体再一次颠覆了政治传播的传统方式。普通社会公众个人也变成了政治传播信息的主要发起者,改变了以往政治传播中政治信息的传播必须要遵循自上而下的过程。概言之,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彻底颠覆了传统政治沟通的模式以及传统政治社会化的路径,进而重新塑造了人们的政治信仰以及人们重新认识自己与政府的关系。这一转变意味着,在网络新媒体时代,人们的政治认同可能与传统时代有着本质上的区别[3]。具体来说,在传统的政治沟通模式中,政府自上而下的单方向信息传输往往占据了主导性地位,而在网络新媒体时代,政治沟通更多呈现出多中心、多元化的网络发散性结构,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垄断的政治信息发布权被消解了[4]。

       由于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沟通模式的变迁,处于网络新媒体时代的人们对于政府的理解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们日益把政府看作是一个社会服务的提供者,而非一个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威。这一政治意识的转变,使得人们开始用社会服务的质量与标准来评价政府,进而选择是否信任政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遭遇政治信任的危机,也就是说各国民众对于政府的评价普遍在下降[5]。这一政治信任危机的出现使得各国政府纷纷采取诸如放权、削减政府层级等措施来应对民众对于政府服务的需求。

       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农村地区,随着网络新媒体的普及与应用,中国农民的政治态度与政治信仰也随之发生变化,进而改变他们对于自己与政府关系的认识,并最终塑造他们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我们将通过比较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差异特别是政治传播效果的差异,来回答一个关键性问题:通过传统媒体或网络新媒体来获取政治信息的农民,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是否会随之发生差异?

       政治传播研究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才得到快速发展。目前,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主要涉及传播主体、传播机制、传播功能及效应等。其中,邵培仁教授主编的《政治传播学》一书建构了一个虽然粗略但却较为完整的政治传播学理论框架。

       综观目前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我们发现其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其一,一些研究者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的现实,这样的做法是有待商榷的,我们应该学会立足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去修正西方的传播理论;其二,政治传播的学科理论基础建设依然匮乏,我们需要注重政治传播理论的交叉性、跨学科性,为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积累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三,现有的研究中,立足中国国情的定量研究非常缺乏,为此我们需要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并建构实证分析的模型来分析政治传播的效应[6]。

       因此,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通过对9个省市的随机样本进行数据采集,提供了一个立足农村地区的量化分析模型来探讨政治传播对于农民政治信任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一个关于政治传播与政治信任的理论分析模型。以往的研究普遍缺少实证的经验支持,多以长于探索性研究的个案分析来揭示新旧媒体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效应。但是,为了解决推论的总体问题,还需要使用具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来推进这方面的研究,本文可以说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经验性的基础与标杆。

       此外,由于以往关于新旧媒体政治传播效应的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尤其忽略从理论上解释新旧媒体是通过何种因果机制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的,因而本文把探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过程及其机制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对于新旧媒体如何影响政治信任的因果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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