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都认为，近代中国人由对“师夷”怀有疑虑到积极学习西方，甲午战争是转变的关键节点。与此同时，甲午后另一个大变化是“西政”知识由零星进入变为大规模到来，用梁启超的话说，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内容由“器物”的阶段进入了“制度”的阶段。①前者关系到形式上的“西方怎么学”，后者关系到内容上的“学西方的什么”，而这两者的转变恰又基本在同一时间。那么，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思想关联？ 在“西方怎么学”的问题上，“中体西用”可以说是近代一种代表性思路乃至典范。②张之洞虽非第一个讨论“中体西用”的人，却是该说在甲午以后最具代表性的鼓吹者。③学者业已指出，张之洞对旧有“中体西用”说最大的推进，是在中西体用的框架中特别重视“西政”，指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④而恰是张说的这个方面，引起了严复《主客平议》中的批评： 往者某尚书最畏民权自由之说，亲著论以辟之矣，顾汲汲然劝治西学，且曰西艺末耳，西政本也，不悟己所绝重者，即其最畏之说之所存。⑤ 既“绝重”又“最畏”，“西政”在张氏“中体西用”之说中，存在着紧张。 以往学界对于张之洞说，多看重严复另一处批评，即“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⑥论者或延续严复此说，认为张之洞区分体用的做法导致对西学的切割；⑦或持异议，认为严复对体、用的定义都较严格，而当时人对体、用的用法原本是比较广泛的，因此严说有以偏概全之嫌。⑧进一步的研究则更注意体用概念在近代具有复杂的意义，甚至成为意见不同者也能分享的思想工具。⑨约略而言，这种取向更多注意“中体西用”自身的两对概念关系：“中西”和“体用”。 另外一种取向，则关注到“中体西用”之说产生和发展的知识背景。谢和耐指出自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对西学逐渐形成“拒绝了宗教而仅希望保留科学”的态度。⑩章清在此基础上指出，这正是后世体、用二分说的雏形。“西用”源于在天文算学、机器制造等“艺”的层面采纳西学，对“中体”的强调则旨在抵御西“教”层面的基督教义的侵蚀。明末至晚清对中体、西用的区分，也因而成为中国人处理中西学关系的一种典范。(11) 甲午以后中国思潮的一大变化，是“国论一变，啧啧言政法者日众”。(12)如果说“中体西用”的思想框架一开始主要用于处理西教、西艺二者，那么当“西政”这第三种知识范畴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时，会对“中体西用”产生如何的影响？章清已初步指出，与教、艺之间较为明确的区分不同，“政”在体用间却是“含混”的。(13)此说甚为重要。严复批评张之洞对“西政”既“绝重”又“最畏”，和这种含混性是否有关？中国人学习西方在内容上向“西政”扩大，可能会对体用二分这样的思维形式产生怎样的影响？ 严复《主客平议》的说法并非孤例，简朝亮、何启、胡礼垣、杜亚泉、辜鸿铭等人在批评张之洞之说时，也都涉及“中体西用”和“政”的问题。本文试图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之中展现特定思想观念的历史发展进程，(14)通过考察这些批评者的反馈，揭示出“中体西用”之说在流行的同时潜伏着的紧张。进而尝试讨论，“中体西用”从传诵一时到被人放弃，这一思想典范的转移是如何发生的。(15) 一、“权衡新旧”中的“西政” 明清之交最初的西学东渐，传播主体是传教士。而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阻碍，传教士有意强调“世俗活动和宗教信仰在欧洲的根本区别。国家事务不属于传教士们的范围，他们仅仅是前来使中国归化真宗”。(16)后由于传教的策略，科学技术相继传入，近代以前的西学传播，以教、艺二者为主。鸦片战争以后，出于了解夷情的需要，《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籍在介绍西方时，渐涉及西方政治的面相。中、西政体的差别，也成为部分“开眼看世界”的读书人关注的问题。(17)但相比于西教、西艺二者，西政的传入一直是较少的，西人即便有所阐述，也多少受到制约。(18)所以甲午前的邵作舟不满于当时译书“大抵水火汽电化学算数械器工艺之书为多”；而于“诸国史乘地志氏族职官礼乐学校律令事例赋税程式，一切人情风俗、典章制度，与夫伦常教化义理之书”，翻译太少。(19)其中提到的职官礼乐、典章制度等，便在“政”的范畴内。西方带给中国人更大的震撼，起初主要仍是在器物层面。甲午前西政知识的引介是相对缺乏的。 这种知识吸收上的畸轻畸重，需要结合甲午前中国人对待不同知识的态度来理解。器艺方面“中不如西，学西可也”，因为那是“匠之事也”。(20)但“政”与“艺”的差别，或许在于前者更加关系根本，“戎翟之制度，戎翟之义理所由寓也”。(21)张德彝就认为在器艺上不妨学习西方，“火器车船等，因西国多以战争为心，在他国自不得已而仿行之”；但如“天下各国政教”，则“咸有所本，固当不失本来面目”，“无事更改”。(22)不管说“戎狄之制度”是其义理所由寓，还是说天下各国“政教”皆“有所本”，这些说法都承认“政”对于西方也是很重要的。但正因为“政”关系到根本，中国能否仿行西“政”，是甲午前的中国人颇为踌躇的问题。(23) 这种情况在甲午之后发生了扭转。一方面是葛兆光所说的，甲午战败使得改革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大共识，(24)而“政”是改革的重点。另一方面则需注意日本的示范效应。在对战败的反思中，当时人注意到“日先考求西之政学而后其商与兵，中则汲汲于枪炮战舰”的差别，(25)“西政”被日本“证明”可为东方国家借鉴。在中国之“政”亟须改变、西方之“政”可资取法的认识下，乃有甲午以后“啧啧言政法者日众”的情况。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也从“枪炮舟车”扩大到“其所以通上下之情者，在立议院；其所以作天下之才者，在兴学校”，乃至认为“其政实暗合乎三代之政”。(26)这种转变既是思想上对“西政”态度的变化，更可能影响到实践的层面，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即其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