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给东欧中亚地区的社会面貌造成了急遽、深刻和全方位的改变。这其中也包括阶级结构的嬗变。尽管截止到目前，这种演变尚未最终到位，还在继续进行当中，但它的基本轮廓业已凸现出来。 （一） 笔者以为，在推动东欧中亚地区的阶级结构变迁的众多因素中，以下三方面为直接原因： 其一，苏东国家的历史传统。这种历史传统，往近看是所谓的斯大林模式；往远看是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无论是斯大林模式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皆以“一元化”为基本特征而迥异于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多元化”格局。这种原生的、内在的历史传统的作用，决定了即便全力效法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今天的东欧中亚国家实际上也不可能建成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只能建立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形态。东欧中亚诸国所独有的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等的产生和活跃，就是这一特色在阶级结构方面的鲜明表现。 其二，苏东演变所确立的目标模式。尽管存在一些不同，但苏东国家在社会演变的方向上，都选择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模仿对象。虽然一时做不到全盘西化，但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不少东西，的确已经被移植到了东欧中亚地区。东欧中亚国家在社会结构方面两极分化的趋势、雇佣劳动阶级的产生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等等，都应当归因于此。 其三，剧变以来所实行的政策和具体操作方式。以东欧中亚各国普遍推行的私有化为例。就速度而言，东欧国家着手实行私有化的时间最早、推进得最快；俄罗斯、乌克兰等国次之；中亚诸国又次之。与此相应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东欧诸国诞生得最早；在俄罗斯、乌克兰等国次之；在中亚地区又次之。从深度和广度着眼，东欧国家的私有化比较彻底，除了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企业维持国有制外，余者一律实行私有；俄罗斯等国的私有经济的范围则相对狭小些，它不仅被排斥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之外，而且在农业部门中所占的份额也有限；中亚国家更退一步，除了中小企业实行私有化外，大企业和土地全部维持国有制。由此导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东欧国家的根基最牢、规模最大，在俄罗斯等国次之，在中亚诸国又次之。匈牙利在实行私有化的过程中对外资实行开放政策，结果导致外国资产阶级的势力在匈牙利的强盛；而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主要凭借行政手段去搞私有化的做法，则助长了官僚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概括而言，今天东欧中亚国家的阶级结构的面貌可以表述为：两大基本板块、四个主要阶级。所谓“两大基本板块”，是指经过这些年的演变，原来的社会分层模式已经瓦解，今天的东欧中亚国家业已初步形成了“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泾渭分明、两极对峙的格局。其中，“上流社会”主要由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三个社会集团构成；而雇佣劳动阶级，则是支撑“下层社会”的主体。 下面，笔者依据所掌握到的材料，对上述四个阶级一一展开评述，以期对它们的基本特征做出大致的描述。 （二） 官僚以阶级的形态存在，这是东欧中亚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社会的一个具体国情或典型特征。官僚阶级，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它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阶级。马克思在对覆盖俄罗斯等东方国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研究时指出，该生产方式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其社会稳定地保持着以政治权力为主导的“大一统”结构，从而使得以帝王为首的贵族阶级长期居于社会的支配地位。这个贵族阶级，也就是官僚阶级的原始存在形态。 在剧变前的几十年间，苏东国家实行高度集权的体制。它赋予干部以一般公民根本无法企及的地位、特权和利益，从而将它造就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这个干部集团，是官僚阶级的直接前身。关于官僚阶级对干部集团的继承性，单从官僚阶级和干部集团在人员构成方面的同一性，便足以得到印证。例如在俄罗斯，尽管经历了社会制度的剧变和剧变之后国内形势的风云变幻，但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干部队伍一直被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据199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苏联时期的干部在总统班子中所占的比重为75%，在政府各部门中所占的比重为74%，在地方政权机关中所占的比重更是高达80%。在其他独联体国家中，目前坐在国家元首宝座上的，除了亚美尼亚外，多数都是苏联时期的官僚。其中有半数的最高领导人，干脆就是原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第一书记。 其次，它拥有全面支配社会的权力。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斯大林模式，其本质都是政治社会，即政治权力异常强悍，它不仅运作政治事务，而且统辖经济、思想文化在内的整个社会。正因为如此，政治地位的高低，是界定社会集团的决定性依据；掌握政治权力最多的集团，顺理成章地成为最显赫的阶级。尽管已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在今日的东欧中亚地区，尤其是在独联体国家中，对政治权力进行压缩与制约的机制尚未最终生成，政治权力主导社会的状况依然如故。与此成因果，官僚也不似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那样是一个职业门类，而仍然维持着阶级的内涵。在今天的东欧中亚诸国，尽管从纵向化，官僚阶级的权势已不及昔日的干部集团；从横向看，各国的情况也存在差异，但其共同之处在于，官僚阶级的手中都不仅拥有可观的政治权力，而且还凭借庞大的国有经济而直接管理经济事务；此外，官僚阶级还掌握着可观的舆论工具，这使得它能够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呼风唤雨。 最后，官僚阶级具有不少转型社会独有的特征。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以“权力寻租”为主要形式的腐败现象的泛滥。在剧变之前，集权体制外加合法的干部特权，使得“权力寻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很有限；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比较健全的制约机制对“权力寻租”造成了有效的抑制。恰恰在今天的东欧中亚诸国，独立的经济正在生成而制约权力的机制尚不完备，于是“权力寻租”大行其道。以俄罗斯为例，其官僚腐败已经发展到触目惊心的地步。表现之一，是腐败的范围广。据传媒揭露，目前俄罗斯官员的收入中，有1/3来自受贿，而其中的一半很可能还与黑手党有关。表现之二，是腐败的层次高，即卷入腐败的包括一大批位尊爵显的要员。例如，1997年就爆出了第一副总理丘拜斯的“稿费丑闻”和有几十亿卢布的灰色收入的传闻。另外，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首领也被指控与黑社会勾结，侵吞了数百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