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一个没有边界的全球舞台”是一个错误的预测，现代国家正在逐渐丧失在其固定领土范围内调节社会和经济进程的能力。如今，边界再次变得重要起来。边界问题不仅是在国家领土的背景下提出的，而且是在身份、文化和共同体统一的问题中提出的，这些问题表达了全球化世界中重新确立边界的趋势。在移民政策方面，成员政策不是一种关于共同体的随意范畴。在全球化世界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背景下，边界不仅可以作为保护传统和文化的工具，而且还可以作为获得支配和剥削的工具。民族主义者捍卫边界坚不可摧的立场和自由主义普遍主义者主张开放边界的立场都是不可取的。 一 导言 不久前，世界市场的形成、民主自由的广泛传播以及冷战结束后的崭新前景都预示，我们将朝着建立一个自由、公正、团结的全球化世界迈出重要一步。如今，这些想法显得极度幼稚。世界确实已经全球化了，但它并没有变得更为公正或更加团结。虽然全球化给一些地区、国家和共同体带来了新机会，但其他地区、国家和共同体却面临着一系列新威胁。分裂和偏狭已成为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主导趋势，而对共同体的忠诚日益成为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我们正在目睹民族主义思想和民粹主义言论对政治进程影响的日益增大。与此同时，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经常受到质疑，即使在那些政治历史上直接以这些价值观为中心的国家也是如此。显然，“历史的终结”还很遥远(弗朗西斯·福山只是把“故事的终结”误以为是“历史的终结”)。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历史进程是由一些本应永远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的力量决定的。30年前的事实就是如此，而且人们也希望如此。 例如，从帕特里克·德宁等保守派人士的观点来看，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对自由主义计划产生的问题的反应。在《自由主义为何失败》一书中，德宁解释了自由主义是如何对社会产生毁灭性影响的：因为它破坏了文化联系和自治实践，导致个人相互孤立、社会两极分化，并使权力驻留于官僚体系中。因此，对德宁来说，“自由主义失败了，因为自由主义成功了。”①然而，德宁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论据来支持他关于自由主义的破坏性本质及其缘由。在他看来，当代社会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呼吁反主流文化(非自由主义)共同体才有可能，这些共同体以保守的价值观为基础，注重当地的经济、政治生活实践。或许，人们可以在许多议题上同德宁进行争论。然而，各国越来越多地支持反移民/反全球化运动，或者更广泛地说是反自由主义运动。我们需要承认，对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如德宁)所表达的对社会和政治趋势的担忧，是站得住脚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自由派阵营中发现，间接承认全球自由计划的失败并不为奇，至少在不同民族国家的人民日常实践中传播和肯定公民权利和自由价值观方面是这样的。值得注意的是，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重新研究了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回答以下问题时所遵循的价值观：“全球化是否使我们在道德上更团结？”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尽管全球经济和信息保持联通，但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分化的道德世界中。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情境奇特的世界，②而不是生活在单一的道德世界中。事实上，真正让我们走到一起的不是约翰·罗尔斯所认为的对社会基本结构原则的全面教义或理性共识，而是如宽容、宽恕、慷慨和信任等一些简单的美德，这些美德构成了地方共同体团结的基础。 伊格纳季耶夫和德宁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激发了这一研究。他们从不同角度和立场认识到，全球化进程并没有促进普遍道德或“道德全球化”的实现，也没有帮助建立一个理性个体的世界性社会(即实现启蒙运动的理想)。相反，全球化进程刺激了本土化、特殊化甚至去现代化的趋势。③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这些趋势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其部分原因是全球化对世界所有区域的现代政治和社会经济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这些现象视为现代化项目的暂时失败。更重要的是，这些趋势的复杂性使我们能进一步阐明社会和政治理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共同体统一的基础。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将试图描述在全球化世界中看到的走向终结的转变，然后讨论政治共同体的形成，概述其边界和成员标准，最后讨论边界是否可以正义的问题。 二、全球化世界中边界的回归 20多年前，阿尔伯特和布洛克指出，现代国家正在逐渐失去在其固定领土范围内调节社会和经济进程的能力。由于社会关系的逐渐跨国化，国家不再能确保社会的凝聚力。他们使用了“国家世界的去边界化”这个术语，随着国家抵抗这一过程的能力降低以及领土之外出现新的政治空间，边界的侵蚀性不断增长。④对民族国家所面临情况的描述显然与杜恰切克的观点重叠。正如阿尔伯特和布洛克所引用的，“主权侵蚀”是现代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反映了解释民族国家灭亡的理论，这在20世纪90年代被证明相当普遍(在这方面最有趣的著作之一是马丁·范·克里费德的《国家的兴衰》。)其中，主权侵蚀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例如，约阿希姆·布拉特⑤对跨境合作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履行主权的概念，该研究表明，国家在跨境政策制定中的排他性作用受到了侵蚀。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许多研究都试图解释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度的增长，以及劳动力、资本、商品、技术、信息和民主自由思想的流动导致边界侵蚀率的提高。这种侵蚀性始于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随着标志东西方长期冲突结束的柏林墙倒塌而达到高潮。研究人员将这些发展进程与国家式微联系起来，并由此与跨国界和跨大陆联盟和行为体(例如跨国公司)的崛起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