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2-0088-07 近年来，学界关于民主化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转向趋势。在民主化研究的初期，学界的研究焦点在于探讨民主转型的具体机制、方式、时机以及影响因素，并注重分析精英行动者、社会情态以及结构性社会变迁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以及一系列影响民主从启动到巩固(当然也包括反方向运动)的因素。在此之后，民主化研究将注意力转向民主的实际效应，即探讨民主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治理的改善等问题。从时间维度上看，这种转向更加偏重理解“民主之后”的社会发展问题。学界围绕民主政体的实际效应所展开的争论表明，民主在价值规范层面上的普遍性(即使是威权政体也未曾公开否认民主价值)在经验研究中实际上面临质疑。首先，发展型国家理论认为，民主并不必然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相反，经济增长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威权体系和结构之上。其次，民主在西方国家所产生的压力(如福利国家陷阱以及食利集团的固化等)会阻碍经济发展。再者，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实践非但没有带来可欲的发展效应，而且使得民主成为动乱、腐败的源泉。 学界关于民主政体多重效应的探讨，并不仅仅集中在经济发展及其附加性后果(如收入水平的变化)方面。许多学者则倾向于研究民主政体对政府质量、国家能力的影响作用。从系统效应的观点看，社会发展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因素相互促进与限制的过程。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可欲效应与非可欲效应交织在一起，一方因素针对互动采取的策略会影响其他因素的选择行为，环境变迁也会导致互动行为的改变。[1](P29-91)受篇幅所限，本文主要探讨民主政体与收入水平、政府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机制解释三者可能存在的影响作用。 民主政体、收入水平以及政府质量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虽然难以得出确切性的结论，但是大量的实证研究至少在以下几点达成共识：一是任意两者的关系不是确定性的(由于相关性分析只能在两个变量之间进行，因此相关性分析无法同时满足对于三者关系的研究)，而是呈现出某种形状的非线性相关特征；二是任意两者之间的关系都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地通过中间变量实施影响。所以，单纯分析三个因素的关系效应在技术上是无法达到的，这种简单化的处理也很难照应社会要素的复杂性状况。为此，本文在探讨民主政体、收入水平与政府质量时，首先将其中的某一因素看作是因变量，其他两大因素作为自变量来观察这种影响效应。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分析三个因素的影响关系时，侧重接受一种学界较为认可的关于三个概念的操作化定义。在测量民主变量时，学界普遍使用的数据是“自由之家”(包括“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个维度)和“政体”机构的数据；所谓的收入水平变量主要使用的是世界银行所提供的数据，这里的收入水平变量与经济发展变量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我们为了研究的方便经常用“收入水平”来指代经济发展对于民众经济收入的影响；而政府质量的测量相对复杂，它主要包含“预防腐败”和“官僚体系质量”两个指标。[2](P1-24)为了摆脱在测量政府质量时面临的意识形态困扰(自由主义者与凯恩斯主义者对政府质量的理解是不同的)，罗斯坦(Bo Rothstein)和特奥雷尔(Jan Teorell)借鉴了沃尔泽对“道德领域”概念的划分，根据利益的类型与范围，区分了制度实施的四种不同的“公平范围”，将政府质量理解为政府执行权威过程中的制度公平性。[3](P165-190)因此，本文对政府质量概念的测量主要基于政府治理的过程和结果，将围绕政府质量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之争中立化，假定意识形态争论就政府质量的某些基本方面达成共识，从而避免价值因素对于概念测量的干预性影响。 一、收入水平和政体类型如何影响政府质量 在以政府质量(q)为因变量、收入水平(i)和政体类型(p)为自变量的目标函数中，政府质量受到收入水平与政体类型不同组合模式的影响。
其中，α、β为影响系数，γ为误差值。为了考察与比较民主政体对于政府质量的影响，我们将政体类型划分为民主与威权两种。同时，先前的研究也表明，收入水平对民主化以及政府质量影响的关键点在于“中等以及以上”与“低水平”的区别(如杰克曼的“N”型曲线、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库兹尼茨曲线”以及巴罗的“倒U型曲线”)。因此，在我们简单地将两大因素做二元划分的情况下，得到一个简单的四象限结构。 如果在考虑了那些同时影响收入水平和政体类型的变量的干扰作用之后，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见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