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66X(2007)02-0047-06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建国、谋求发展的现实是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根本动因。伴随战后世界政治风云的变换和起伏，政治发展理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领域的学者主要专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的发展，这里的民主几乎是完全按西方的模式定义的。60年代后期，根据许多观察家指出，研究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格外注意到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问题。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十年，到80年代初，向民主制的过渡问题才又引起重视。”[1] 70年代后期开始，南欧东亚拉美地区掀起了一股民主化的浪潮。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民主化之前大多采用了权威主义政体，因此，这一次民主化运动实质上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从权威主义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运动。政治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次民主化运动进行探讨和分析，形成了一个政治发展研究的新领域，即政治转型理论的研究。 研究政治转型理论的学者们首先基于这样的共识，即政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个孤立僵化的单元，而是与体制内外各种相关因素密切联系的。政治体制的变迁存废与这些因素的变化息息相关。因此，政治转型理论分析的核心在于对转型相关因素和政治转型之间关系的研究。它主要探讨如下问题：何种因素与政治转型有关？这些因素的变化及变化的速度、性质与政治转型是怎样的关系？上述关系中不同相关因素对政治转型起何种性质的作用？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和探讨，构成了政治转型理论的主要内容，即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动因分析、过程逻辑、后果展望。关注和研究政治转型理论及其影响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动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以及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非常必要的。 一 政治转型的动因分析 对政治转型的动因分析，实际上也就是确定何种因素与政治转型有关以及这些因素对政治转型有何影响。亨廷顿曾将这些相关因素与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等同。它们是：①文化，与政治有关的并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系；②结构，诸如政党、立法、行政等机构；③社会群体，参与并向政治机构提出要求的社会组织；④政治领导；⑤政策即政治活动的型式[2]。显然，他强调了从政治体制内部组成角度出发关注政治转型的必要，却忽略政治体制的经济、社会、外部势力等环境因素对政治体制的影响，而政治体制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政治体制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综合诸多学者的观点，政治转型理论中与政治体制转型相关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观念、政治领导和国际环境等。 (一)经济发展 亨廷顿指出，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关系全面而复杂，经济增长可以壮大民主政体的社会基础，而经济的困境则会增加威权政体继续维系的难度。鉴于南欧、东亚、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转型是在其经济普遍增长的宏观背景下发生的，政治转型理论非常重视经济发展因素对于政治转型的意义。 政治转型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对政治转型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首先，尽管经济发展也未必肯定会产生民主政权，但经济的长足进步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普及、高识字率等因素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却是毋庸质疑的事实。其次，经济发展的性质比经济发展水平更能影响政治发展的性质。有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市场深受国家主导的影响，但政府的主导更多是为了支持、推动本国经济进入国际市场，增强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经济的生产、流通、销售还是以市场为基础性手段的。市场制度要求人们自由地生产、交换、贸易、追求幸福，也要求进入市场的个人拥有基本的自由。而在市场和交换之中，人们拥有自己劳动权威的关键在于他们自身是自主而平等的，无此，公平的交换难以产生，真正的市场也无法运作。而只有这种自由、平等被作为一种基本权利并以法律形态做出规定时，它们才是有意义的。在政治上，近代民主的历史来源，在于对自由的追求。民主作为一种手段，自由是它的目的；作为一种制度规范，民主的要义在于保护自由。对自由的追求和保护使民主与市场在内涵上深深地契合在一起。正是这一意义上，“如果我们认识到，多头政治(民主政治)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参政自由的形态，而参政自由又是一套确保拥有财产的个人进入交易以发展自己生存机会的制度，那么我们就不会指望有一种没有市场的多头政治(民主政治)”[3]。有鉴于此，政治转型理论认为，与自由市场的壮大、成熟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是新兴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根本性的背景因素。 (二)社会结构 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化、工业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迁。相对于经济发展初期并不复杂的社会结构而言，种种新的社会团体或群体的不断产生和出现，是社会结构变化最为明显的特征。 从根本上看，利益关系是公民之间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根本关系，所谓的社会结构的变迁，不过是利益在社会结构性分布的变化，而政治结构则是利益分配与实现的制度性安排。由于利益的驱动，人们在规定利益的制度安排中都尽可能地谋求自我利益的实现和扩大，而权利是实现利益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即只有当人们在制度安排中获得表达自己意愿以期收到最大利益的合法权利时，自我利益的实现才有可能。因此，实现自我利益首先体现为对权利的争取。同时，各种社会群体谋求在利益分配中占据有利地位时在政治层面上则表现为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影响和制约。争取权利与制约公共权力同是民主的内在要求。“资源的多元分布本身对于民主体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4]。社会结构的变化表明利益分布发生深刻变化。简单的利益格局日益走向多元化以及人们对利益及其获取方式观念的改变，分化的利益冲突越来越频繁，政治体制所要作的就是不仅承认各种分化利益存在的合理性，而且要使各种利益的冲突在体制内得到规范，为多元利益的冲突提供一条得以消解的途径。民主体制因其拥有政治参与分享政治权力(利)等机制而成为最佳的选择。相比之下，威权政体由其以压制为主要手段的控制方式而代价太大，在变化了的社会条件下就显得不再合乎时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