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2-0012-07 一、马克思对政治考量的维度 我们曾在《马克思政治信仰的逻辑演进》①一文中通过重新研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阐释了马克思政治信仰的逻辑演进，这一逻辑演进的前提预设，是马克思在他的政治信仰中重构了“政治”、“社会”及其关系。如果没有对“政治”、“社会”及其关系的重构，马克思的政治信仰是无法建构的，我们也是无法理解的。所以，当我们完成了对马克思政治信仰的“逻辑进程”的宏观性探索之后，觉得有必要对这个“前提”做进一步的考量。因为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可能一直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建构的未来共产主义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有没有政治的存在？而这种政治又是怎样的性质，等等。应该说，“政治”、“国家”和“社会”是马克思政治信仰中最基本、最重要，同时又相互区别的概念。然而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自觉地把政治、国家、社会概念的界限模糊甚至等同起来。 马克思在其论著中对“政治”并没有一个定义性的描述，但是，他对政治的思考却深邃而清晰。比之于前人，马克思对政治的思考，以“整体性”特质尽显卓越。对于这种整体性特质，马克思站在现代哲学的立场声明：“现代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观念来构想国家的。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1](P276)也就是说，政治的整体性特质，在马克思看来，是指政治要通过诸如法律的、伦理的、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等等一些内在固有和预先给定的特性来说明。正是从“政治”的整体性出发，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政治的特性与本质——与强制性权力、国家紧密相关(以国家为中心)，即现代国家政治；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建构其未来的理想社会中呈现了与这一理想社会相融合的政治特性——与理想社会秩序、人的自主能力和交往能力完满相结合意义上的政治(以社会为中心)，从而使他的政治概念具有了纵深的历史感和厚重结构。因此，马克思对政治的思考和把握具有双重维度——现代性的维度和理想性的维度。这正是马克思对政治思考的奇妙卓越之处。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既把握政治作为国家强制性权力的现代性，也把握政治作为人类自我治理需要的理想性，才有可能深刻地把握马克思的政治概念的本真意蕴。 二、马克思政治概念的现代性维度 现代的人们一谈到政治就会想到权力。在人类思想史上，把政治与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马基雅维利。他在《君主论》中所阐发的权力政治观对近现代社会的政治国家理论具有深远的影响。自他开始，从权力、暴力即强制性权力来说明和阐释政治，在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韦伯、拉斯维尔和达尔等对政治的理解都深受马基雅维利的影响。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剖析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局限性、阐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时，也从现代性的政治出发，把政治与权力直接联系在一起，并从国家的暴力即强制性权力出发来解释政治的内涵，赋予政治以政治国家的称谓②。现代政治国家的最基本特征被马克思概括为“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是“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假共同体”。[2](P132、124)“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P294、281、272)在马克思看来，正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市民社会阶段，政治国家与社会不再像以往那样是一体化的状态，而是相互之间对立，呈现二元发展的态势。其根由，马克思认为需要从市民社会的性质及市民社会的内在分裂来说明。 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问题是黑格尔首次提出来的，这一问题已成为现代人类所面临的最根本的现代性问题。黑格尔区分了社会与国家两个概念，并从政治和国家结合的维度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本质上是高于市民社会的，国家的最主要任务是通过一种世界性和普遍性的绝对精神协调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从而担当着协调社会生活、促进个人道德水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如果没有国家，市民社会除了利害关系之外，人与人之间便不存在其他关系，更不存有伦理道德关系和政治关系。 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关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观点，但比黑格尔更深入的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异化性质和经济剥削性质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和揭露，并以此揭示由这种性质的市民社会所决定的现代政治国家的本质。他指出，市民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人的“一切激情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发财欲之中。”[3](132、135)“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P275)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依赖的是货币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它是“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2](P131)的社会，直接“表现为私有财产、资本的单纯统治”。[3](P84)正是由于市民社会这种纯粹的经济私有性质和剥削性质，使国家作为共同体的形式“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2](P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