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1)03-0140-13 亨廷顿于1993年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以及稍后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敏锐的眼光注意到冷战结束标志着世界政治从以意识形态冲突为特征的两大阵营的对抗转变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新世界冲突的根源主要的将不是意识形态上或经济上的”，“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文明间的虚线将成为未来战争的界限”。① 亨廷顿沿袭了汤因比等学者关于文明类型的划分，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分别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②每一种文明类型中的核心国家对文明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演变至关重要。其中，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各有一个主导的核心国家；西方文明有两个核心国家，即美国和欧洲的法德核心；伊斯兰、拉丁美洲和非洲文明则缺乏核心国家。基于这一框架，亨廷顿预言，西方和中华文明及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将构成世界秩序的主轴。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经济的发展“至少潜在地对西方构成了威胁。一场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国家的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有可能发生”。③ 对于亨廷顿的观点，国内学术界有过众多讨论，这些讨论大都集中在从规范的角度批评亨廷顿观点所展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以及亨廷顿以文明的冲突而非合作作为冷战后西方外交政策思考的基础。④ 尽管这些批评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如果撇开规范意义的讨论，仅将亨廷顿的理论作为分析性框架，应该说，他关于文明冲突的分析仍然具有范式意义。事实上，亨廷顿本人也明白，将世界政治模式简单地概括为文明的冲突有过分简单化之嫌，但他强调，文明冲突的概念相当于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说的“范式”，这种范式提供一种分析框架，或者说一种“地图”，帮助我们“认真地对世界进行思考”。⑤ 时隔近三十年后重新审视亨廷顿的观点，应该说总体范式仍具有启迪意义，但不同文明的内在变化与力量消长已经超越了他所展示的文明冲突格局。世界的文明秩序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会深刻影响世界秩序的走向。在这个意义上，面对新的世界局势，重新回顾亨廷顿的分析框架，分析各主要文明展示的新态势，有助于我们从全球和历史的视角深入思考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可能采取的战略。 一、伊斯兰教强劲复兴及其影响 自亨廷顿的观点发表以来，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关系的基本态势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如果按照亨廷顿的逻辑来思考，伊斯兰教和西方文明存在不可化解的冲突：“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此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真正的信仰。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⑥ 不过，近三十年过后，伊斯兰教对西方的挑战似乎变得更为严峻。一些重要的变化及发展趋势加剧了这种挑战的潜能。 第一个重要变化是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教的复兴。伊斯兰教从公元7世纪兴起，先后经历了古典时期、中世纪时期及奥斯曼帝国时期。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西欧的崛起，伊斯兰教世界受到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和影响。从1850年到1950年的100年，世俗化甚至西化思潮在伊斯兰世界广泛传播并产生重大影响。⑦面对西方强权的压力，伊斯兰教世界发展出了三种应对思潮：一是弱小的自由主义，主要传播西方的启蒙思想与世俗化思想，主张走西化的道路；二是民族主义，以土耳其的凯末尔和埃及的纳赛尔为代表，试图建立世俗的民族国家以对抗西方强权；三是微弱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致力于伊斯兰教现代化的努力。⑧从总体上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伊斯兰教在整个意识形态光谱中处于边缘化。除了沙特的瓦哈比主义外，也不存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⑨ 自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范围的伊斯兰教复兴开始出现。一方面，大众不满西方强权的支配，对世俗民族国家统治者的独裁、无能和腐败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他们也批判西方文化带来的道德堕落，希望恢复伊斯兰教义。在此基础上，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兴起一场范围广泛的宗教复兴思潮和运动。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所谓“伊斯兰主义”，也被称为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它指的不是宽泛意义上的伊斯兰教，而是一种近代兴起的纯政治性思潮或运动。它包含一套系统的宗教、政治、社会与法律理念，例如反西方、反现代性、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建立伊斯兰教国家、制定伊斯兰法律、圣战等特征。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