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几乎大半个世纪的自我建设后，作为学科的艺术史在20世纪初迎来了方法论上的胜利。尽管其自诩的独立性在19世纪多学科交汇的知识背景下尚待商榷，但那时的艺术史学者、尤其是艺术科学家们(Kunstwissenschaftler)所创造的研究方法和关注的理论问题，已形成了学科自治的根基，被后人反复利用并深入探讨①。然而，在关于艺术科学的众多议题中，艺术史的时间观及其发展模型至今还未获得足够重视。它并不总像特定概念或者方法论那样占据著述的理论焦点，而常常暗含于艺术科学家的论述之中。作为种种艺术史叙事的基础之一，时间观及其发展模型也是艺术史学体系的一部分，在艺术史成为“科学”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需要注意的是，“时间模型”不是艺术科学或艺术史学中的一个术语。我希望借其指涉艺术史家如何理解时间，他们展开历史叙述时所依托的时间框架，赋予艺术风格发展的演化模式。本文试图分析艺术科学的时间观的成因，说明其典型的时间模型以及和当时艺术史学思想的关系，从而揭示艺术科学家如何以共性作为时间单位建构历史发展模型。 一、历史主义与艺术史 连续的历史时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瓦尔堡的遗作《记忆女神图集》至今仍然是艺术史领域内对历时叙事最激烈的一次反叛。他当然不是唯一对时间模型有所反应的艺术史家，其同行和前辈实际上早已形成了思考历史与时间问题的传统。这一传统源于历史学自身的危机，尤其和历史主义的兴起关系密切。这并非意味着在历史主义出现以前人们从未思考艺术发展在时间维度上的形状，而是19世纪晚期的艺术史研究在面对此类问题时，非常明显地表露出历史主义的痕迹。因此，尽管有关历史主义的内涵众说纷纭②，但此处有必要谈一下其与艺术史学平行的某些方面，还应简短地提及其他领域中相关的思想观念，以便较为完整地理解艺术科学家时间意识成形的可能背景。 不少人说19世纪是历史学的时代，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等人都承认历史主义在德国的全面发展③。古布泽指出，自康德与黑格尔将时间作为基本范畴纳入哲学系统后，历史和时间就在19世纪所有科学中占据了中心地位，无论自然、文化还是艺术，都可借史学路径理解④。用曼德尔鲍姆的定义来讲，历史主义主张以一种历史的方式认识和评价所有现象，即必须在一种发展进程中根据某种现象发生的地点与产生的作用对其进行考察⑤。那么，为何这时候历史思维受人瞩目？海登·怀特给出的答案是，19世纪思想史的中心问题在于界定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在历史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具体说来，历史学家们想弄清历史到底是艺术的还是经验的甚至实证的科学⑥。再往前推一步，问题的本质是主观与客观的争论，正是由此出发，形成了日后艺术史领域内不同的价值判断、方法论乃至时间模型。 古希腊人很早就注意到存在和生成的区别，前者是永恒的，后者是变化的。正如柏拉图区分了知识和意见，前者是天国世界不变的真理，而在人类世界中，事物本身变动不居，我们对事物的感知也不尽相同⑦。循此思路，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和建立无关时间与地点的、普遍适用的法则或理论。启蒙思想家惯用理性解释世界，试图像科学家那样去寻找事物的一般法则。他们将人类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坚信有关人类的各种活动也遵循不变的法则。但历史主义者相信真理存在于单一、特定的事物之中，它们在人类世界有其自身的时间和空间位置，无法简单地用任何普遍、抽象的理论解释⑧。伊格尔斯宣称历史主义将现代思想从自然法则理论两千年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那种“无时间的、绝对有效的真理所对应的普适的理性秩序”被取而代之，历史经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⑨。理性主义者因为有了恒定的判断标准，看出了事物的高下之分，他们认为，在理性的发展进程中，过去代表较低的阶段，所以过去比现在和未来更差。在浪漫主义者那里则冒出了历史主义的端倪，他们赞扬非理性，重新发现了过去曾受轻视的历史时期的价值⑩。譬如，赫尔德拒绝用某种优劣尺度来衡量文化。所以，历史主义的后果之一是在知识和伦理上造成相对主义的立场，由此帮助艺术科学家们破除了艺术品之间的价值壁垒，为他们寻求新的艺术发展模型提供了必要前提。李格尔在求学阶段流露出信任历史主义的态度，沃尔夫林在《美术史的基本概念》第六版序言中直言自己的目的并非价值判断，而是风格归类，并且认为视觉类型或者说视觉感知在各时各地并不相同(11)。 形成这种前提的另一因素当属黑格尔主义。黑格尔主义将历史视为经验事实和观念的结合，是精神在时间中的发展，正如自然是观念在空间中的发展(12)。因而，历史不再单纯是事件加日期的堆积，而是可以被某种理论框架解释的现象，其发展也不再依据简单的编年秩序，而具备了内在逻辑。贡布里希曾在一篇著名的长文中宣告“已经崩溃的”黑格尔主义不仅是文化史的基础，而且也为艺术史带来了根本变化。他首先指出黑格尔把艺术的发展看作“一个伴随并反映着精神展开的逻辑过程”，而后表示这种逻辑证实了人们过去的一种直觉，即“每种文化艺术都有其自身存在的权利，不可用其他标准加以判断”(13)。过去依据绝对美的标准所塑造的艺术史眼下已经分崩离析，于是新一代的艺术史家有可能重塑他们认为合理的发展逻辑。这样看来，黑格尔主义至少在两个方面对艺术科学自身时间模型的诞生起了作用，一是动摇了编年式的历史叙述模式，二是用哲学框架加持历史及艺术史，从而建构出更复杂深刻的时间模型，并为之后各种历史发展逻辑的出现制造了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