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的“三大体系”

作 者:

作者简介:
冯建军,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公民与道德教育(江苏 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中国的教育学是舶来品,但教育学的国别性和政治性,使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成为必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发展,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丰富的、卓有成效的教育经验,使建构中国特色教育学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特色教育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基于中国教育文化,开展中国教育现代化实践的问题研究,产生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形成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教育学的有机整体,其中,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是关键。在学科建制中,教育学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繁荣发展,形成了教育学子学科、分支学科、交叉学科共生共荣的学科体系。在学术体系中,我们对教育基本理论问题、教育改革中的重大实践问题深入开展研究,丰富了教育学的学术体系并转化为教材体系。在话语建构中,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通“中西马”的关系,着力构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教育学话语体系。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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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1)09-0210-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和经验,使我们完全有能力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①中国特色教育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我们在回顾和总结已有成就基础上,站在新时代的起点,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增强中国教育学的自信。

       一、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的必要性、可能性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制定教育规范,指导教育实践的学科,为新时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其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因此,在新时代的历史节点上,教育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快建设步伐。

       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西方。中国的教育学是20世纪初从日本引进的,所引进的教育学科只是满足师范学校的教学需要。1919年,杜威来华,教育学开始从美国引进,杜威的教育哲学成为引进主流,使教育学的引进转向教育学的分支学科的引进。20世纪20年代,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比较教育学、课程论、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等都成为引进对象,一些学科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概论、德育原理等也开始出现了国人自编的情况并且紧跟西方的脚步,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形成了第一个高峰。

       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学的引进从美国转向苏联。不仅引进凯洛夫的《教育学》,而且教育学又回到了师范课程之中,按照苏联模式进行改造,砍掉了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教育统计学等分支学科,只保留教育学、心理学、各科教学法、教育史等师范教育必需的几个学科。这种状况,伴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而结束。但结束后,并没有真正迎来中国教育学,而是进入了十年“文革”,教育学非但没有发展,而且新中国十七年的成果也遭到了全部否定。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是在引进中发展起来的,虽然也有国人自己编写的教育学,但受国外教育学的影响很大。这种状况也一度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担忧。20世纪20年代,就有教育学人意识到“教育学有共同之原理,亦有本国之国粹”②,因而,不能简单地移植或照搬外来的教育理论,必须对这些“舶来品”进行改造。吴俊升(教育哲学)、雷通群(教育社会学)、罗廷光(教育行政学)等都从各自学科出发提出要走中国化之路。③向苏联学习后,也有学者批判苏联教育学中的教条主义。1957年7月号的《人民教育》发表题为《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利条件》的笔谈文章,其中有学者指出:“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方向,最迫切的是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教育学的中国化,是解决存在于教育学的教学和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偏向的关键。”④教育学中国化作为教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被明确提出来。

       20世纪50-60年代,在特殊政治背景下,中国教育学被迫走上“自己”的路子,开始根据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教育需要编写自己的教育学。1961年,中宣部召开高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委托刘佛年编写《教育学》。刘佛年《教育学》初稿形成后,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曾发表过专门意见,谈到,“我们的任务是寻找新的规律,即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而我们才有三年的经验,可以说规律还没有找到。以为已找到了规律,建立了科学体系了,这太不谦虚。三年就找到了规律,令人难以置信。一定要认识到找社会主义规律并不容易。事业还在进行中,经验还在积累中,我们还在认识过程中”⑤。周扬还提到探索社会主义特殊规律,不否定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周扬的这一谈话,使刘佛年《教育学》摆脱了语录化的政策汇编,努力探索教育的一般规律和“中国化”的特殊性。

       正如周扬在讲话中所认识的,20世纪60年代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长,规律是要在实践中寻找的,因此,寻找和总结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的条件不成熟。虽然教育学中国化,借助的是国外的理论,但不能否认教育具有共同的规律,这些规律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遵循。因此,中国教育学建设初期,借鉴西方教育学理论,开展教育学中国化,也是发展的必然之路。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也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

       20世纪80年代,鲁洁较早明确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她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是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实际的教育学,是具有中国传统特点的教育学,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创建的教育学”⑦。为了避免就特色谈特色,她特别强调要处理好教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特色教育学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中国特色教育学所包含的内容,所反映的规律既具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形成一种多层次的结构,绝不能只着眼于中国所特有的范畴,忽视或否认各个社会教育所共同具有的普遍规律、某一历史时期教育所具有的共同规律、某种社会制度下教育所共同具有的规律。1991年,中国教育学会组织召开关于编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的专家座谈会,与会专家提出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紧密联系中国的国情,充分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编写中国特色的教育学。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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