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类处于变化加速且存在不确定性和危机的社会之中，风险社会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概念变成当今世界面临的社会现实，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不断增加。协同治理被视为一种新兴的有效治理策略和方式，是对社会利益主体更加多元、利益诉求更加多样、矛盾错综交织情况下力求善治尤其是最大化增进公共利益的回应和应对，其理论支撑主要基于协同学与治理理论的交叉结合。协同治理尽管呈现全球性的研究趋势，[1]但仍是一个新兴的领域。近年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进了协同治理在多领域的实践和创新，包括生态环境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城市基层治理与乡村治理、健康促进以及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等等。中国的抗疫成就不仅显现制度优势，更加折射出国家治理能力较强且与国际组织合作意愿积极带来好的结果，[2]给出了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方案。 伴随我国教育现代化进入新征程，教育协同治理正变得愈加重要。这是因为新时代的教育现代化更加注重融合发展、更加注重共建共享。更加注重融合发展，旨在追求教育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推动教育向社会开放、向产业开放，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军民融合，推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有机结合，促进人才培养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衔接。更加注重共建共享，则是坚持政府主导、全社会多元参与，多渠道扩大教育供给，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建设、共同分享成果的教育发展新格局。因此，实现教育协同治理是落实《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基本理念、推进“十四五”时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缺乏协同治理，无论是落实五育并举还是推进学校现代化、教育体系现代化都将会失去重要保障。教育领域协同治理，也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促使国家教育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的必然选择。 但教育协同治理面临着破解壁垒的挑战。治理壁垒具有多类型特征，包括观念壁垒、制度壁垒、资源壁垒、技术壁垒、数据壁垒、市场进入壁垒及服务贸易壁垒等。教育协同治理壁垒不仅具有多类型特征，[3]，还表现在多层级空间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以来是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关注点，近年来又加强省级教育统筹和推动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符合我国国情和教育发展要求。大国治理背景下，教育发展只有置于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乃至社区发展之中，才能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强耦合性的治理结构来实现良好治理绩效。[4]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增强人民群众对教育获得感的重要着力点在于学校与社区关系的现代化，有必要重新审视并努力改善社区中的教育生态。并且数字经济和在线教育快速发展使得虚拟社区中的教育治理问题凸显。而国家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教育现代化“分类指导”不再局限于行政区划，已拓展至区域战略实施之中。另外，伴随中国国际地位提升，教育现代化发展需要破解多边协商合作及联动发展中的壁垒，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总之，社区、区域和全球治理等层面的教育协同治理正成为新的空间。 本文将系统梳理现有研究，在大国视角下了解教育协同治理壁垒破解的背景并对其具有正确认知，重点从社区、区域和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等层面探讨分析壁垒的破解与进路，为国家实施“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推进国家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建议。 二、教育协同治理壁垒破解的背景认知 我国作为一个大国，不仅是人口意义上的大国、地理疆域意义上的大国，而且是人口之多和疆域之大共同作用的治理意义上的大国。基于我国国情，从大国视角对教育协同治理壁垒破解背景进行认知，关乎把握我国教育协同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逻辑，是探讨分析治理壁垒破解与进路的前提。为此，有必要从理论话语与实践场景两条线索梳理，为认识规律与定位需求提供认知背景。 1.协同治理话语从西方到中国的转换 20世纪80年代以来，治理(governance)概念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治理的定义、理论层出不穷，治理理论重构了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与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社会问题复杂化背景下政府与其他组织的共同应对与解决。协同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作为治理理论分支，是在信息化、民主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伴随区域之间、政府部门之间、组织之间相互协作合作需求增长而发展起来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协同治理呈现多样化模式，表现为英国的协同政府模式、美国的协作治理模式、加拿大的横向治理模式等等，但共同之处在于强调组织、机构之间的整合，寻求和促使部门之间的合作，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教育与经济社会部门之间的合作，同时社区及私营部门也开始参与教育事务和决策。 值得关注的是，21世纪以来学界对于协同治理的探讨正在经历从西方到中国的话语转换。这集中表现为基于中国国情、历史和传统文化，尤其是结合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与实践创新对协同治理开展探讨，梳理分析西方语境下国家与社会传统两分法、[5]政体思维、[6]治理失败[7]等带来的认知影响，并积极凝练构建中国治理的话语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显著优势，不仅明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而且明晰了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创新的协同治理理论话语体系，为各领域探讨和推进协同治理提供了方向。我国的教育协同治理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协同治理话语体系，并且紧扣培养新时代人才要求，破解制约协同育人的壁垒。 2.大国成长与教育协同治理背景转换 我国教育协同治理壁垒破解的背景板是动态转换而并非一成不变的，这是与我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成长背景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的过程、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同时是在治国理政上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新需求的过程。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践逻辑是通过积极提高有效性来实现合法性的累积。[8]只有基于中国国情、运用政道思维，充分认识到中国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的关系，进而才能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经历的转型与变化及其对教育协同治理产生的需求。同时，教育协同治理中壁垒的存在也是产生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