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1世纪初至今，教育研究中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论问题——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一直是我思考和研究实践中探索的深层问题，也是众多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2001年、2009年、2014年，笔者先后发表了三篇相关主题的论文。①2019年年底，我全部解除了自1994年启动的“中国转型期学校整体转型”的“新基础教育”研究(以下简称“新基础研究”)主持人和实际参与者的责任。②在过去的25年中，就该研究本身，笔者曾发表大量文章并出版专著，但尚未就研究中贯穿始终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发生的真实转化、融通与生成，做过专题性的深入探讨。本文在一定意义上是了却这一心愿。然而，它更是为了在亲历基础上，就这一主题进一步学习、系统梳理，以相对完整的方式表达自己目前的认识，旨在与同仁交流并且推进相关研究。 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从欧洲哲学史意义上，对理论、实践及其相互关系的再认识；二是对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及其相互关系特殊性的再认识；三是以“新基础教育”研究为例，阐述合作研究中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转化融通和交互生成。 一、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 理论、实践及其相互关系，对于人文、社科研究者来说，都不是陌生的词和话题。但就不同学科、不同的研究个体而言，却有不同的理解和态度。中国自近代以来，学界对这一主题的阐述，大多以欧洲西方哲学研究为主，教育学界也不例外。然而，欧洲西方哲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学派代表人物对相同问题的回答却有很大差异。在此，以历史演化为线索，就对我国教育学界有较大影响且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观点，做一概要述评，并阐明我们的认识与选择。 (一)传统经典观：亚里士多德人类知识分类的奠基作用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最早从哲学的意义上，明确将人类知识分为理论、实践和技术三大类，并确认理论知识处于最高级、实践次之、技术为末的排序。[1]其评判依据，一在于研究对象的独立和永恒程度，二在于知识的理性思维含量。 理论知识是纯理性思维的产物，故品位最高，可称为“纯粹智慧”。实践是在理性基础上涉及伦理和政治的知识。在狭义上指以至善为目的之幸福的实现，及其成善之德性养成的伦理活动。在广义上指各行各业相关的人类改造现实的活动。“合乎正确原理而行动”[2]即为实践，这里的“原理”是指属人的哲学，它包含着人对完满幸福的一种思辨活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广义的实践，亚里士多德指出实践者应该知道自己的行为：他是什么人或他在做什么，对什么人和为什么事情而行动，关于什么和在于什么；有时候还要追问使用什么，如工具；为了什么，如救人；以什么方式，如温和的还是激烈的。他还应“对行为的环境和条件逐一认知”[3]。实践需要策划，策划是“树立一个目的之后，去探求怎样和通过什么手段来达到目的”[4]，具有这样品质的实践是“明智”的实践。总之，在实践成事方面，“理论与实践都为必要，但重要的还是经验”[5]。明智，也称为“实践智慧”。它不同于纯粹智慧的品质，前者在于成事，后者在于至真。技术是实用性的知识，虽也有理性支撑，但主要由创制的需要而生。它被称为技术智慧。亚里士多德的三大知识分类和三大智慧的提出，让我们看到了在知识论意义上理论与实践的经典分野和内在联系。 理论的特点是指向确定和永恒的真，即对确定性真理的追求，用的是理性思辨的方法。它超然于现实的物之上，称为“形而上学”，成为“第一哲学”。理论除了处于知识巅峰地位外，同时也成为对实践、技术有统摄作用和必要的构成因素。为了保证思辨的可靠性，亚里士多德创造了形式逻辑。哲学理论在价值意义上的另一特征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哲学”，“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6]显然，哲学作为最高的学问，是与贵族阶层的生存状态相匹配的。但是，这却道出了今天我们的学术还在追求的“人本自由”“为学术而学术”的超然目标，作为解放了的学术人的目标。亚里士多德对理论的定性与目标，直到近代依然保持其传统和尊严，使哲学成为越来越远离人间烟火的独立王国。 与人间烟火紧密相关的是实践。实践一方面直接关系人的道德生活和社会伦理规范；另一方面，更广意义上的实践涉及人类社会的各种事务。“实践智慧”在一定意义上是处理事务的理性智慧，所形成的是事理。但因影响事务的因素之多样、变化和不确定性，所以它只能是第二等知识。 亚里士多德无法用确定的方式来表达什么是事理，也未发展出研究不确定性的思维方式，只是用列出哪些因素和能力是处理事务所必须顾及的方面来说明事理。也许，这些因素一般学者也能想到，显得有些稀松平常，且哲学家们大多不涉人间杂务，以至近代哲学中关注、理解、阐述亚里士多德实践理论和实践智慧者，偏重于取其狭义规定，既成传统。这种取向在康德(Kant，I.)哲学中得到了系统的论述与提升。 在区分理论与实践两类知识的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又一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知识应有不同的研究路径、追求目标和评价标准。这一重要的学科区分的方法论判断，依据就在研究对象性质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形而上学的哲学、研究物的自然科学、研究人事的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的学科空间的“四分架构”，在亚里士多德的学术体系中，已有了慎思形成的初步架构。如此格局，虽历经变化，但事实上至今还存在于学术世界。 (二)近代认识论的转向与转型：笛卡尔与康德 1.笛卡尔 西方哲学发展到近代，出现了认识论转向，其中最具影响的是17世纪以培根(Bacon，F.)为代表的经验论和以笛卡尔(Descartes，R.)为代表的唯理论。他们在提倡自然科学和反对中世纪神学上具有共同性，但在认识论的创建上却走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我们着重选择笛卡尔来分析，一则是他的学说在方法论上具有更彻底的批判性，二则在于其精神气质与康德更具贯通性，有助于我们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一主题的传统经典观之近代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