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九五”教育体制改革能否真正跨世纪的思考，起因于它在过去5年间的体制转换方面，与取得重大突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差距还在越拉越大的严峻现实。 凡洞察于此的教育学者无不认为，本世纪的最后几年，随着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逐渐完成，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也将转向制度创新。在这个现代教育管理体制创建的过程中，如何从思路到举措彻底走出“计划经济”的旧格局，不容教育决策部门回避。 迄今为止的教育体制改革，还没有真正着眼于从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构建新教育体制的框架 早在1993年底，《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研究会宣言》中就指出“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教育的滑坡已形成明显的反差”。这里固然存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都有一段滞后期的客观因素，但也不可否认主观上受到的计划经济思想制约的消极影响。而后者则必然表现出由教育改革的意识还不够强、研究还不够深入、探索还不够大胆、办法还不够多而造成的诸多问题。 有学者认为，1993年2月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还多是对前段改革的实践性经验的总结，而对今后构建新教育体制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尚不明晰。由于没有创新的理论指导，其总体的改革思路，也就自然难以伴随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取得重大进展而获得相应的深化。 在《纲要》所表述的体制改革的篇幅中，基础教育的份量明显偏少，仅为高等教育的1/4，且大多谈的是“继续完善”，似乎基础教育各项改革举措的推出已近尾声。然而众所周知，由于没有一个新的教育体制加以规范，近年来基础教育领域出现的问题最多，不少热点问题共同构成了对教育决策部门的最大困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基础教育的宏观调控能力又恰恰最为薄弱。以投资而言，在实行联邦制的美国，1991年全国公立中小学所得经费中的中央财政部分占6.2%；而在我国，即使到1997年中央财政的义务教育专项经费达到10亿元，也仅占1994年各地方财政九年义务教育总经费830亿元的1.2%。当前，“普九”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就在各地区之间基础教育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于经济发展的差距。这正是中央宏观调控能力薄弱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构建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教育宏观机制，是走出“计划经济”旧格局的另一攻坚任务。有学者指出，为什么教育行政部门近年来三令五申的政策，有许多在执行中收效甚微？就是因为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解体，靠单纯发文件、下命令的那种行政管理办法，正日益失去其充分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事实上，无论是长期性还是短期性政策目标的实现，都不仅要有严格的法规和科学的决策，更要有一整套的规章制度、组织机构、运作方式和监督体系。就建立教育新体制的宏观机制而言，从行政性分权转向制度创新，从单一的竖向调整转向横、竖向调整相结合，都还有相当一段艰难的路程。 1994年高校招生“并轨”改革与相应的贷款制度改革不配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特困生现象；1995年高校毕业生中回家乡等待留学的一部分人在如何缴纳培养费问题上，出现了国家教委两个司局的文件“打架”现象，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教育行政部门内部相互封闭、缺乏协作的运行状况依然存在。有学者尖锐地指出，目前在教育管理上存在的大量此类问题，说明了各级政府甚至还没有明确而清晰地意识到自身宏观管理和宏观调控的目标和任务。而这正是教育体制改革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决定成败的难关。 对此，有学者认为，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在1993年就做出机构改革要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框等一系列部署。就教育机构改革而言，转变政府职能并不等同于行政权力的重新划分，而首先应对“行政权力”重新定义，由此再明确分清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和公立学校举办者的职能范围，用新的教育宏观管理目标、任务和方式替代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特别是要改变以业务部门为主导的直线、封闭、条块分割式直接管理的“计划经济”传统模式。 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杨东平认为，“我国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模式迄今还远远没有确立。我们所以要改革现在沿用的传统教育体制，就因为它正在造成相当多的青少年人格片面畸型发展，而很难培养出真正合格的公民和一流的人才。”对于至今还囿于传统教育体制搞改革的教育决策部门来说，毛泽东生前对传统教育体制始终持有的批判态度，仍有广泛的借鉴意义。 现行教育体制最需要的是总体性、结构性和创新性的改革，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在“计划经济”格局内条块分割的原有教育框架上修来补去，注重在细微末节上做大文章，都不可能实现建立新体制这个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一些省区以发文凭、包分配的方式推动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就是一种“计划经济”模式的典型。1992年国家教委扩大直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16条，为什么有些又收了回去？关键就在缺乏新的制度规范。同时，近年以共建和联合为内容的高等教育改革，无论在宏观体制还是在微观制度上，都没有触及到真正核心的问题。现行的校长负责制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在建立新体制所必需的重建政府与学校、学校与社会、学校与教师的规范化权利义务关系方面，也没有多少实际的进展。上述这一类在原有教育框架上的改革，无不给人以“避重就轻”之感。 “八五”期间，学校道德教育滑坡、教师工资被拖欠、乱收费、卖文凭等突出问题，相继成为社会热点并持续至今。这些热点，清楚地表明了当今的教育秩序还多么缺乏整体性的制度约束。它暴露出的教育体制与变化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不相适应的深层次矛盾，也绝非用以往带有“计划经济”印记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所能解决。相反，只能使矛盾在不断积累中造成对教育的更大危害。这是不乏前车之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