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9年世界银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从危机到可持续增长》中首次提出“治理危机”，治理一词便广泛流行。作为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品质的社会管理新理论、新路径、新模式，治理已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各领域管理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言必称治理正说明当代人类对难以治理的世界的忧虑，以及对如何克服大量不可治理性的探索。”[1]治理的广泛运用意味着，在社会各个领域普遍存在既往的管理范式难以破解的难题、难以摆脱的困境、难以应对的挑战和难以为继的状态，迫切需要管理理念、主体、路线、方式的创新与转换。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教育治理不仅是教育领域破解难题、应对挑战、摆脱困境的主要途径，而且成为教育管理范式重构的基本坐标与基本路标。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通过加大投入、规模扩张、提高普及率等方式使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同时，面临的问题日益增多，矛盾不断激化。诸如，质量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发展不均衡不公平、结构不合理、社会适应性品质缺乏等，使既往的教育改革发展范式可持续性问题变得十分突出。尤其是美英等西方国家，教育改革发展乱投医、乱变道，反复折腾、动荡不安，普遍陷入管理“失灵”困境。于是，强化教育治理、规范教育秩序，成为当代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议题。推进教育治理，首先须明确教育治理的逻辑及其方法论原则。当代西方治理理论以“政府退出”为立论基点，明显存在逻辑缺陷，必然造成教育治理过程国家主体地位淡化、国家主导作用弱化的局面，形成教育治理混乱无序与软弱无力的状态。教育是一种国家公器，也是国家事业、国家主权行为，具有鲜明的国家逻辑。任何教育的兴办、组织、规划、改革都属于国家公务，无不遵循国家逻辑。国家逻辑是教育治理的关键，是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根本依据与基本原则。 一、“教育失败”现象与教育治理国家逻辑的兴起 20世纪中叶以来，“教育失败”的论调与氛围始终困扰着世界各地的学校教育。特别是在美英等国，广泛蔓延与持续发酵的教育危机论，使质量低下、软弱无力成为美英社会对教育的普遍印象与基本判断。教育成为众矢之的，遭遇空前猛烈的抨击。对教育的批判与否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直至今日，教育危机论不仅未减弱，且愈发强烈，甚至上升到国家安全、国家发展力、国家竞争力的高度。美国批判教育学家阿普尔(Apple，M.W.)指出，“我们正处于教育思潮的‘反动’期，到处充斥着‘教育失败’的言论，诸如高辍学率、读写能力的滑坡、教学纪律的散漫、教育标准的缺乏、不能教给学生‘真的知识’和就业技能，以至于学生们的考试成绩太差等都成为对学校进行抨击的理由。而所有这些又被认为是导致生产率低下、贫穷失业乃至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根源。”[2]种种教育失败现象无疑是客观存在、难以回避的，广泛存在的社会性教育焦虑情绪也十分严峻，其根本症结在于教育改革发展的国家逻辑弱化。于是，国家强势介入与干预成为当代教育治理的基本特点、基本趋势。 国家逻辑弱化主要表现为专业主义教育逻辑对教育的国家属性、立场、权力、职能、作用的淡化与消解。专业主义教育逻辑以20世纪以来在美国盛行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为代表。基于对以教师、课堂、课本为中心的传统教育范式的批判与解构，进步主义构建起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论，强调学生兴趣、经验、活动、合作、个性、民主等教育教学理念、原则与方法，掀起了影响深远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尽管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后遭遇了猛烈抨击与批判，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也以解体而告终，但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所坚持与倡导的专业主义教育逻辑并没有消失、消解、消散。作为一种为数不多的“在理论上取得巨大成功”的教育思潮，进步主义教育在现当代教育理论研究中始终占据一席之地，并持续影响当代教育理论研究的基本方向、原则与立场，成为当代教育理论研究领域的一棵常青树。作为一种经典的、立足教育内在逻辑的教育理论，进步主义教育思想不断被发扬光大，并成为当代“左派”教育思想的重要来源与支撑。特别是，针对近年来强势兴起的国家化教育改革运动，“左派”教育者予以猛烈批判。他们认为，只强调力量与效率的国家化教育改革，颠倒了教育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违背了教育的公共性、公平性、公益性原则，将教育推向了非常危险的方向。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拉维奇(Ravith，D.)认为，“学校是公益事业，不是生意。教育的目的不是高分数，而是教育学生成为思想成熟、品行端正、有责任感的公民。”[3]她批评当代美国教育改革只强调考试分数的做法偏离了教育的根本目的，缺乏健全的教育价值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诺丁斯(Noddings，N.)认为，“学校教育不是通往上流社会的阶梯，而是通向智慧的道路。”[4]她严厉批评当代教育改革缺乏对教育真谛的严肃思考，强烈要求对国家化教育改革进行伦理意义上的反思与纠偏。显然，对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所坚持的专业主义教育逻辑，很难在理论上彻底驳倒、全面否定，但在教育实践中，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所造成的教育国家逻辑弱化问题却是显而易见的。受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影响，教育教学实践只强调专业逻辑、弱化国家逻辑，造成教育教学质量滑坡、学生学识不足的严重后果。 教育治理的国家逻辑，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卫星事件”的冲击，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特别是“9·11事件”后“新右派”的崛起，其切入点就在于对进步主义教育单一的专业逻辑的批判与纠偏。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使西方世界尤其是美英等国深感震惊、惶恐，甚至是耻辱。一向为自己国家科学技术领先世界而自豪的美国人陡然陷于沮丧、失落与不安情绪。他们不禁质疑：“为什么不是美国的呢？美国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吗？”[5]对此，政府、学术界及社会各领域普遍认为，美国失去了科学技术的霸主地位，并将科技落后的局面归咎于教育的落后。20世纪70年代后，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衰退、国际垄断地位与竞争力下降，并陷入漫长的大萧条时期。特别是“9·11事件”后，强劲的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单边主义、极端主义政治思潮与势力，使西方国家呈现明显的“右倾化”状态。其主要标志或特点是，“新右派”迅速崛起，并强力推进基于国家主义逻辑的公共管理制度。作为危机时代与氛围的产物，“新右派”不仅主导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走向，而且左右西方教育改革发展路线。而教育的“右倾化”突出表现为对进步主义专业教育逻辑的批判与否定，以及国家逻辑的兴起与兴盛。“新右派”猛烈抨击进步主义教育理论与实践，将诸如学生学业水平低、学术能力差等“教育失败”现象归因于“软弱无力”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指责进步主义教育过于强调学生兴趣、自由、体验、主动性，打乱了学校课程，放宽了教学标准、降低了教育要求，使“教育太迎合年轻人的一时兴致和眼前利益了，陷入肤浅的甚至轻浮的‘生活适应’计划”[6]。于是，“新右派”将进步主义教育理论视为教育质量持续滑坡的罪魁祸首，宣告进步主义教育已经失败。“国家需要回归更为正规的、教师主导的‘无废话’型学校教育。”[7]立足国家逻辑与立场，美英等西方国家告别由来已久的对教育“不干预”政策，不断加大对教育的介入与干预力度，纷纷出台教育改革计划或法案，将教育纳入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势力范围，使“向右转”成为教育改革发展与治理风向标。其关键举措为，强化以卓越、竞争、标准、绩效、问责为主旋律的教育改革发展之路。如美国将教育置于国家“第一道防线”的高度，以强硬的姿态推行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教育改革发展路线，极力扭转教育的“自娱自乐”状态。美国要素主义教育家里科弗(Rickover，B.S.)明确指出，“未来属于教育最优的国家。让未来属于我们吧。”而要拥有未来，“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使美国教育出类拔萃”。[8]于是，从里根(Reagan，R.W.)、布什(Bush，G.H.W.)、克林顿(Clinton，W.J.)、小布什(Bush，G.W.)到奥巴马(Obama，B.H.)，都纷纷争当“教育总统”，颁布具有代表性、标志性特点的教育改革法案，从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1991年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到1993年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均采取强硬手段推进核心课程、国家标准、统一考试。曾任纽约州立大学校长、联邦教育署长的美国当代教育家博耶(Boyer，E.L.)指出，“当前，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即我国的教育政策已经倾向于‘国家化’。300年来，地方管理学校一直是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头等大事，近至在我担任美国教育署长的70年代，‘国家’与‘教育’这两个字眼也绝对不能连用。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我要说出‘国家标准’，哪怕是窃窃私语，也准叫我没有藏身之地”[9]。在英国，严重的经济衰退不断引发人们对学校教育质量的反思与抨击。批评者猛烈抨击进步主义教育理论以及缺乏政府干预的自由课程政策，强烈要求改变建构在进步主义教育理论基础上的缺乏规范性的非正规教学和由教师控制的缺乏统一性的学校课程。“人们对教师拥有过大的权限表示担忧。许多人认为，必须改革这一传统，因为教育已成为公众的、国家的权力和事业，教师的自由也必须伴有巨大的社会责任。而且公众和国家拥有了解和监督教师作出什么决定的权力，拥有提出课程纲要并监督实施的权力。教学自由已不再是教师的私事，更不能随心所欲。”[10]批评者指责进步主义教育理论与教学方式使学校教育缺乏纪律、脱离职业，是学校教育质量滑坡、学生基本技能缺乏以及国家竞争力下降的始作俑者。一份被称为《贝纳特报告(Bennett Report)》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比起非正规教学方式来，正规的教学方式能使学生在读、写、算方面显示出更大的进步。在采用非正规教学方式的课堂里，学生显得更加活跃，但是也更加焦虑，正规课堂中学生实际花在作业上的时间比非正规课堂中的学生更多”[11]。这一研究结论，不仅强化了将进步主义教学方式定位为“非正规教学”的认识，而且使对教育进行国家干预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强烈。于是，撒切尔夫人(Thatcher，M.H.)、梅杰(Major，S.J.)、布莱尔(Blair，T.)、布朗(Brown，J.G.)、卡梅伦(Cameron，D.W.D.)等领导的历届政府均制定了旨在强化国家对教育领导权的教育改革法案。特别是《1988年教育改革法(The Education Reform Act in 1988)》，在英国历史上，首次对学校课程、考试做出统一规定，开启了走向国家干预与控制的教育改革先河，使英国教育步入国家主义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