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获得竞争性优势和可持续成长的关键在于高质量的国家治理，而国家治理质量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能力的有效增长，这已是当今各国政府和学界的普遍共识。但是，国家能力的实际增长之道并不平顺。马特·安德鲁斯(Matt Andrews)等人对102个“历史上的发展中国家”的统计分析发现，仅有8个小国获得了强国家能力；几近半数(49个)是极弱和弱能力国家；其中四分之三(36个)的弱能力国家以及45个中等能力国家中的三分之二(31个)，近二三十年来都落入了“能力陷阱”，增长缓滞。①因此，对国家能力理论展开深入反思和持续探索实有必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想与实践，为积极的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反思契机和探索方向。在其启发和引导下，本文将视角移至国家能力中广袤丰沃但尚待开发的象征维度，通过找回和重构一种“国家象征能力”，唤起对中国极其丰富的政治象征资源的重视，补充和扩展国家能力研究中占主流的西方叙事，特别是为中国的国家治理改革和创新提供更多合宜的理论支持。 扼要而言，现代治理的中国方案主要包括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两个方面。②一方面，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任务已经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系统性建设转移，各种象征形式及其内容不仅遍布这些领域，而且在某些情形下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象征能力由此兼具“横贯性”(transversality)和“单发性”(single-shock)的结构特征，能够全面而准确地呼应国家治理体系这一总体布局的时代吁求。另一方面，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不仅要在大力发展硬实力的基础上对软实力予以同等重视，③还要在一种“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历史性、整体性和互动性视野中，及时丰富和增强软实力。从国内软实力的提升，到国际软实力的竞争，象征之战无处不在，且兹事体大。④国家象征能力建设由此成为各层次博弈中的胜负手。 一、找回国家象征能力 国家能力的概念晚近才出现，但其作为一种经验事实历史悠久，毕竟任何形态的政治共同体都必须具有运用各种资源以实现自身持存和发展的能力。在此事实之中，象征的存在和作用一直极为显著。拥有数千年文明史和政治史的中国，是展示国家能力与象征之密切关系的最佳典范之一。早在共同体结构较为松散的商代，政治象征便是实现和强化社会团结的重要手段；在此后的世袭王权政制中，由具有象征意义的器物、组织、行动和制度等共同构成的政治象征系统一直是“国本”所在，充当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和础石。⑤即便在传统中国的民间社会中，地方宗族、宗教群体乃至秘密结社等也多以象征性的方式，在仪式中直接或间接地“模拟”政治共同体的权力秩序。总之，自古以来中国被视为一个“礼仪”之邦，施行的是一种“礼法”之治。虽然学者们对其中的“礼”“仪”“法”存有多种解释，但基本上承认它们都高度依赖政治象征，甚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象征系统。⑥这一系统迄今仍然直接或间接地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要对中国丰厚的政治象征实践提供深入描述和解释，并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阐发和弘扬，还需以国家能力和政治象征等主题的相关理论共识为基础。 在1980年代，西达·斯考克波(Theda Skocpol)和乔尔·米格代尔(Joel S.Migdal)等人分别基于“国家自主性”⑦和“强社会弱国家”⑧的差异化视角，对国家能力理论进行了集中阐述。四十年来，该理论与国家治理内涵的演变相得益彰，逐渐成为观察和解释现代国家治理实践的主流理论资源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极具创新性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想，不仅在更深层次上将国家治理和国家能力关联在一起，⑨也因其对国家治理之宗旨的升华和任务的扩展，要求国家能力理论给出更具针对性的回应。但是，国家能力理论研究在诸多关键方面显得心余力绌，如偏重于经济治理而略少顾及全域治理，有限的类型学探索未充分考虑不同能力类型间的交互协作，并且对国家治理中无所不在的非规范性活动有所忽视。实际上，在国家生活的所有领域之内，在各种类型的国家能力之间，以及在晦明不定和充满弹性的治理活动之中，都活跃着象征的身影。所以，构建/建构出一种国家象征能力理论，可能是一柄切中前述问题之肯綮的“利刃”。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等人在1960年代关于政治系统中象征因素的讨论，或可被视作国家象征能力研究的滥觞。他们总结出国家能力体现在政治体系的四种主要“输出”之一，分别是：“提取”经济和人力资源；“管制”各类行为；“分配”有形和无形资源；“确立价值观，展示政治象征，阐明各种政策和意图”的“象征性输出”。⑩不过，当时政治学领域中关于象征的研究还非常薄弱，无法支撑他们构建起一种独立的国家象征能力理论。(11)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有前三种“输出”得到了持续性的探索。在稍晚时候也关注到国家能力象征维度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虽多次强调“社会改革”就是要“更为平均地分配物质资源和象征性资源”(12)，但从未详述过“象征性资源”的存在状态和作用方式。 在国家能力理论兴起之时，政治象征研究也迎来“小阳春”。如穆雷·埃德尔曼(Murray Edelman)关于政治象征的专著经过多年沉淀渐成经典；(13)马奇(James G.March)和奥尔森(Johan P.Olsen)呼吁将“象征秩序”视作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一项核心议题，引发关注。(14)不过，两个主题的交叉并不显著。米格代尔只是简单关注到了一些象征研究专家，如亚伯纳·科恩(Abner Cohen)，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和大卫·科泽(David Kertzer)等，他们的相关研究实际上对于构建国家象征能力理论大有裨益。例如，科恩在其重要著作中提出了堪称经典的观点：“人总是象征符号的动物，人也是政治动物。”(15)从象征维度是人的本质维度之一可以推论，它在国家能力的所有领域(作为人的活动领域)之中也应有其一席之地。格尔茨曾指出只有充分研究象征行为的复杂性，才能有效地理解政治社会；(16)而且国家的关键特征是：一切国家的政治都是“象征行动”。(17)据此而论，政治学家在关切组织及其制度的同时，就不能把文化放在次要的地方，因为文化作为“灰浆”将国家组织和社会主体等各种“砖块”黏合在一起，而象征就是文化“灰浆”中的核心成分。科泽更是广泛讨论了象征如何在政治社会中充当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手段。(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