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式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是以代议制为根本制度架构，以普选制、议会制、政党制为基本支柱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资产阶级民主制取代封建专制制度，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但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却夸大了西方式民主的价值和功能，以至于“冷战”结束以后，福山便宣称“人类历史终结”，西方式自由民主制自此登上“民主神坛”。如今，自诩为民主标杆的西方式民主却陷入了多重困境，无论是在西方老牌发达国家的民主巩固过程抑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都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西方式民主正在从“民主神坛”跌落下来。分析和研究这一现象，对于我们进一步认清西方式民主的本质，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西方式民主的现实困境 苏联解体以后，西方理论家和政治家普遍认为，西方式民主已经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已经为整个人类展示了一条普适性的政治发展道路。但正当西方理论家和政治家陶醉于自己的一厢情愿之中时，西方式民主却在西方国家和一些奉行西方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遭遇了困境。“拉里·戴蒙德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2015年间，民主制度在27个国家失灵，当代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成熟民主国家已变得愈发功能失调。”[1]经济学人2016年发布的报告中提出“全球民主进入了令人焦虑的时代。”[2]实际上，西方式民主遭遇的困境并不是暂时的功能性失调，它是整个西方式民主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整体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国家治理能力弱化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老牌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陷入一种整体性危机，而他们在应对危机时普遍反应较迟缓，措施乏力，这进一步暴露了西方式民主导致国家治理能力弱化的问题。正如福山所提出:美国政府的问题在于“相对于国家能力，美国有太多的法律和‘民主’。”[3]429尽管西方式民主国家内部情况各有差异，但却普遍存在国家治理能力弱化的现象，这些现象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从而验证了西方式民主所具有的内生性缺陷。 经济发展总体乏力，经济复苏迟缓。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且存在增长不均衡、不充分等问题，因此，全球经济展望令人担忧，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导致这些问题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发达经济体近十年(2008年到2018年)的平均GDP增长率，远远低于30年(1980年到2007年)平均GDP增长率，且未来总体的增长仍会低于以往水平。”[4] 民主政治乱象频现。在西方民主国家内部，政治右翼化和民粹主义已经给整个国家造成严重困扰。2016年英国全民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事件已经表明这些国家的民粹化趋势明显。经济危机导致疑欧情绪一直弥漫在英国上空，经济问题催生了民众对当局政府的不满，进而演化为政治分裂，最终导致英国“脱欧”事件的发生，整个事件过程彰显了政府的无能和民主的无力。 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目前，愤怒、仇恨、不安、焦虑等各种情绪困扰着整个西方社会，一些民众通过暴力袭击、恐怖事件等形式宣泄这些情绪，给整个社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从伦敦骚乱、挪威爆炸枪击事件到法国“黄背心”运动，从“黑人的命也是命”“占领华尔街”到“民主之春”，这些事件充分证明民众的愤懑情绪已经到了接近失控的程度，民众对社会和政治的认同受到了极大的侵蚀，最终导致社会撕裂的风险不断加大。 (二)不平等状况加剧 西方式代议制民主运行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人人生而平等，包括平等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代议制民主设计的初衷也是希望政治上的竞争可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权利平等的真正实现，依赖于公民在国家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处境，因为这直接决定了公民行使这些权利的能力。而当下，有大量数据佐证欧美国家经济社会不平等状况正在加剧。 收入分配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在1979年，上层0.1%群体的平均收入(包括资本收益)‘只是’底层90%群体的平均收入的50多倍，但到了2010年，这一比率却变成了164倍”，从实际税后家庭收入角度分析，1979－2007年间，美国“底层90%收入者的所得仅仅相当于上层0.1%群体所得的1/4。”[5]265－267在美国，1%最富有的人早已将穷人和中产阶级抛在身后，美国财富与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远超其他发达国家，并且最富有的人总是享有极大的收入控制权。[6]244－247当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并不仅局限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收入差距悬殊的现象。 在财富占有方面:以“向贫困宣战”为主题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0/2001)》中显示:“市场化改革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这一增长并没有能够惠及穷人，这一改革的成就被大打折扣。”[7]1－2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在财富分配方面比收入分配更为不平等，2007年美国“上层1%人群控制了大约35%的财富。”[5]265与社会上层1%攫取和控制着大量国家财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群体生活的艰难。斯蒂格利茨分析大量数据后得出结论:美国的贫困差距达到了37%，西班牙达到40%，墨西哥达到38.5%，韩国达到36、6%。[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