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6）01—0132—10 态度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20世纪30年代晚期民意调查的出现使态度研究由社会心理学领域扩展到了政治心理学领域，也使态度研究真正从校园进入了现实政治生活。譬如对总统竞选中投票行为的决定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对人的因素的分析，如居住于农村还是城市、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宗教信仰等）。当心理学家将其注意力转向投票研究时，他们仍将研究重心放在态度方面，包括对候选人的态度、对政党的态度以及对竞选问题的态度，并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蕴藏在这些态度中的信仰。不管是受惠于心理学还是社会学，调查研究为心理学中的政治态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描述性实质内容，从而在其研究与政治生活的现实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由于社会心理学与政治心理学有关态度研究的这一历史与学术渊源，深受社会心理学影响的政治心理学对态度的界定往往借用社会心理学中对态度的界定。一些政治心理学家在探讨“态度”的界定问题时明确指出，由于政治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的相关性，其注意力将集中于对态度本质及其过程的探讨，而不会着力于政治态度的政治性的一面。① 因此，从态度、社会态度到政治态度， 其概念内涵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在使用时所侧重的内容和方面有所不同。从政治心理学领域“态度”概念的引入来看，应该说是社会心理学领域态度研究扩展的结果，而政治心理学领域中对“态度”的研究反过来又深化了社会心理学领域对“态度”的认识。 态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和活动，是一个主观概念。对“态度”概念的界定，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领域中“态度”概念的界定，不仅包括对“什么是态度”的认识，还包括对“态度怎么样”作具体的分析。因此，对政治态度的研究不仅要在态度的结构和基础、态度的改变、态度的结果这三个领域展开，还应把态度的测量作为态度界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分析，以使对“态度”概念的界定更为精确。 一、态度的结构和基础 一般而言，态度的基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态度的结构和功能基础，一是作为态度基础的个体差异。态度的结构和功能基础主要涉及态度的一些内在特征和重要影响因素，作为态度基础的个体差异则与作为态度这一精神活动和现象的主体的人有关。 态度的结构和基础作为态度研究的一个传统主题，与之相关的研究尤其是有关其内在特征和重要影响因素的研究，往往是在态度强度（attitude strength ）的标签下进行的。② 态度结构具有一些重要的特征，如态度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态度的矛盾性（ambivalence）、态度的情感／认知基础（affective/cognitive bases）以及作为态度基础的价值与态度功能（values and attitude functions）。但是，对这些特征的认识则存在分歧。 关于态度的可及性，一些研究者认为，客体和评价间联系的强度对于理解态度的功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但是，这一认识却受到了来自近期研究的挑战。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态度有时仅仅因为遇到态度客体而被自动激活（automatic activation），并且这一效应的强度随人们对客体态度的强度的增强而增强。这种看法同样也受到了诘难。因此，学者们寄希望于未来研究“澄清能够控制可及性在什么时候能或不能调整态度的自动激活的心理机制”[1]。在这方面， 将重复的态度表达用以控制客体与评价间联系的强度，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一个人表达其态度的频率影响着其态度的可及性，但却不会改变态度的其他特征。这一命题虽然得到了较大的认同，但潜在于这种影响的确切的机制及其普遍性还需要认真思考。与此相关，这方面的研究还分析了重复的态度表达导致可及性的条件。尽管态度问题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被感知的自我相关性（self-relevance）决定的，但有学者的相关研究却表明态度重要性随态度表达次数的增加而增强。 矛盾性（ambivalence）态度在多大程度上是矛盾的， 是态度研究领域关注的一个问题。一些学者假设积极的评价和消极的评价往往是此消彼长的，但大量的研究文献却无法支持这一假设。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对普遍存在的积极的评价反应和消极的评价反应之间的负相关的错误解释。对态度矛盾性的这种误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对态度进行计量时存在的一些缺陷联系在一起的。譬如，态度量表存在的有关指标设计的问题，无法使人们在有意义的维度上对态度进行细致的分析，无法获知介于肯定与否定之间的不同态度的细微差异，从而使得对态度的认识产生重要的偏差。也就是说，态度在肯定与否定之间、积极和消极之间发生变化是普遍的现象，如果称之为态度的矛盾就过于简单和不准确了。 态度的情感／认知基础（affective/cognitive bases）把态度概念化为具有情感／认知基础（affective/cognitive bases ）是一种最流行的对态度据以确立的多种信息所进行的分类[1]。态度的形成虽然是态度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观评价，但这种评价的形成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态度主体的情感与认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情感方面的决定性因素有时并不能被正经历某种情感状态的人所认识。 简单地说，情感（affect）是人们体验到的一种愉快或不愉快的心理状态。在态度的形成过程中，情感可能具有的决定作用经常被人们忽略，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们的情感反应虽然为许多公开的判断和行为决定提供了基础，但却往往不能被直接观察到；而且，在有些情况下，情感与态度或判断之间建立了确定的联系，在有些情况下却没有。在政治心理学中，一般通过四个概念来考察情感对态度形成的影响：（1）对客体或客体的某一具体特征的评价； （2）对一个客体的情绪反应（emotional reaction）；（3）心境（mood）；（4）情感唤起（affective arousal）[2]。相对于情感基础，态度的认知基础比较容易为人们所认识。但由于情感与认知经常联系在一起，使得对认知作用的考察也变得复杂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