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学正在经历一场重要而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集中体现在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两个方面。研究方法的变化主要是指大数据技术的引入及其广泛运用的前景，使得这门学科产生某种程度的基因突变，在研究风格、论文样式、从业人员、实践性等方面形成了与既有研究不同的品性。与之不同，基本理论方面的变化主要源于学科内部的发展逻辑。具体而言，是指中国崛起这一事实对于比较政治学主流理论提出的挑战，以及如何消解由这一挑战带来的各种问题。如果说新的研究技术可以成建制采用并快速传播，那么基本理论方面的变化就复杂多了，因为它涉及诸多易引发争议的问题——如何看待中国道路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如何看待中国政治实践与西方政治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的关系等。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导致研究的问题意识及研究议程的一系列变化。 这些重大变化将持续多久?会产出何种有价值的知识?对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可能打下何种烙印?这些问题目前尚没有答案，但根据已有的变化可以审慎做出两个基本判断：第一，这些变化或将从根本上改变这门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以来所形成的基本面貌；第二，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政治学开始步入理论创新的阶段②。 处在这样一个转变时期，反思性研究与实证研究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想讨论三个问题，即中国政治学演化的田野基础、历史脉络和理论创新的空间。 一、田野基础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从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实地考察，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工作原则，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建构了这一传统。然而，作为学术名称的“田野调查/田野研究”(field work或field research)一词却来源于西方学界。在笔者的印象中，这个词被引入政治学是通过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中介完成的。最初，它的使用范围比较狭窄，与乡村研究联系在一起，具有某种真实的“田野”风味。这一情况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特定背景有关——20世纪80年代后期《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的通过，为90年代中国乡村政治研究打开了一个适时的通道。随着研究范围从乡村到城市社区的扩展，以及从基层政治到地方政治(乃至高层政治)的提升，“田野”一词的含义也悄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它超越了最初的乡村中国之意涵，升华为政治发展的中国实践③。如今，政治学的“田野学派”或“田野政治学”这样的字眼正在专业刊物和学术媒体高频呈现④。其学术志向显然不局限于乡土中国的范畴。 “田野”视野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具有双重意义：既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扎根之地，又是中国政治学学者发生思维转型的现实依据。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田野政治学本质上是中国政治学，它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基于中国国情来检验西方政治学理论；在“必要之时”，勇于承担起作为学者的使命——建构能够解释和说明中国政治现象的概念、命题和理论。 在有准备的地方，迟早会遭遇可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提供了这样的“必要之时”。尽管这一点尚未成为政治学界的普遍共识，但是西方政治学主流理论无法充分解释中国政治的发展，是一个众人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对于这一困境，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西方学者并非没有感受，而且做出了诸多的回应。例如，自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黎安友在“威权”前面添加形容词(韧性威权)以来，类似的做法几近成为一种产业。有学者统计了1987年至2019年这32年间，在威权前面添加的形容词已近20个之多。用国内流行的术语来说，这或许表明西方的相关研究已进入一种学术“内卷”。全面而系统地评价这一时期海外中国政治研究需要一篇专论，对于本文写作而言，以下三个命题的评价应是恰当的。第一，西方政治学理论确实解释/预测了部分经验现象，如市场化改革导致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分化、对法治秩序的需求，市场化和法治助益于公民权利的发展以及政治参与感的提升等。第二，西方政治学理论对中国政治发展所做出的宏观预测是失败的。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未导致西方所期待的民主化，此外，将选举视为善治前提的观点也缺乏经验基础。第三，针对中国出现的“反例”，西方政治学理论所做出的调适是不够的，在“威权”前面不断添加各种形容词并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政治。由此，在理论与实践关系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BUG。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号称“科学”的西方/比较政治学，遇到了“政治正确”的滑铁卢——这或许是在“威权”前面不断添加形容词的一个真实原因。 相比于西方同行，亲身处于改革开放实践场域的中国学者没有那么多学术之外的负担。一如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表达已不再是宣传性口号，而成为认识复杂世界和评判理论的基本工具。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国家依凭这一工具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开拓了改革开放的宏业。如今，中国这块富硕的田野再次成为检验理论的场所和试金石，所不同的是，这次接受检验的是曾被认为是“普遍真理”的西方政治学理论。
